正文：
一、探讨教育创新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学校教育越来越成为人生旅途上的早期必经阶段。随着年轻父母们社会节凑的日益加快，每个人大约从3-5岁开始就进入幼儿园，整个少年阶段大都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学校里度过。接着的中学、大学、以及更高的学历层次，又佔去青年时期的不少岁月。这种现实使学校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领域，这种特殊性势所必然地越来越显著。当然，同整个的人生过程相比，学校的专业教育仍然是相对短暂的。且不说由父母主导的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细胞，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告别了接受学校专业教育的青年们，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延续社会、推动时代进步的历史重任，这些体现着必然性的客观状况，使我们在探讨教育创新时，不能不给学校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以应有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到家庭，到个人，对教育的发展与进步的认识已有前所未有的极大提高。不过，仔细观察、思考学校放松德育（社会印象和感受）、专注升学率、攀比各种范围的排列名次；以及追求封闭式管理、突出贵族式人才培养的诸多倾向，我们不能不感到虽然潜在、但很强烈的隐忧：物极必反，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多面性、曲折性，就教育论教育难免有局限性，毕竟学校离不开国家，社会离不开家庭，掌握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重要理论对我们古老中国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要实事求是的深入探求学校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就必须全面考察社会发展与包括学校在内的文化教育演变的漫长历史，紧密联系它们的当代现实，适当结合对未来的展望。作者们并不具备进行这方面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有感于进行这方面探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勉力为之。
二、中外不同教育历程对我们的启迪。
综观《糜克定的科学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简要、系统的介绍，我们深感她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成果卓著。但联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之争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封建皇朝支撑的科举制度的废除，面向西方所谓“新学”的倡导；以及其后五四运动对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的无情否定，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等等史实。对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在它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我们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到：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着重于塑造自我的主体性、整体性，以尊崇统治集团甚至统治者个人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天、地、君、亲、师”的排列和“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说教，便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直接反映。
我国古代虽然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在以农业为支柱的漫长封建社会里，曾经居于世界上领先地位，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清朝末年，她为什么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恣意欺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相当程度上与她长时期的闭关锁国、进行封闭式教育相关。历史上承担着承前启后社会责任的学者们片面倚重主观能力的增进与发挥，讲求个人才干，实现自身抱负，维护心目中推崇的社会秩序。他们中虽然也有“格物致知”的认识，但归根结底却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热衷于自身及社会价值的创造和享受。中国教育从古就有“官学”、“私学”之分， “奉行的原则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重人文，轻自然，未能给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以足够的关注，“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指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贯串着客观规律的科学技术——主笔者）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的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承担，而且父以传子,世代相继,成为‘世业’。”学校教育不仅按社会地位分等级，总体上更渐次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请参阅《糜克定的科学园》中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篇）
我们可以看到：从原始社会传授生产、生活技能开始，到夏商西周时期“六艺”与“百业”的区分，“学而优则仕”观点的形成；到春秋战国“私学”的兴起，儒学对人性的专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九品中正选举制的创立，《千字文》的编撰；到唐代私塾及科举制度的产生，对修心养性的儒家学说的沉溺迷恋，对科举制度的长期承袭；甚至到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保持了重理论、轻实践的价值取向。她在明朝以前的辉煌得力于部分君主的开明统治和优秀学者的辛勤耕耘，根本上有赖于农业产业的成熟和发育；她在晚清时期的极度衰败，客观上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优越的鲜明体现，是建立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坚实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教育活力充沛、后来居上的有力宣示。
西方文化教育对科学研究客观性、规律性的倚重是非常明显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起，就有探寻外界起因和规律、注重对象客观性一面的良好风气，从而奠定了科学研究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的可靠基础。
《糜克定的科学园》对西方文化教育情况是通过49位教育家、18位教育心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进行介绍。虽然有《心理学发展简史》、《
相关的教学理论及概念》两篇综合叙述，我们仍然难以将它与中国的教育演变进行一一对应的比较，只能根据总的印象和感受进行概括。西方的文化教育与中国的文化教育最基本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古今教育家大多将人的知识来源、技能传授；甚至人自身的心理活动和认识过程，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后者虽然推崇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准则，但判断真是的准则往往由主观设定，外加于实事。
我们可以看到：被誉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和第一个科学家”、被尊称 “科学之父”的泰勒斯，不仅是西方第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又是 “古希腊第一个天文学家、几何学家”。他曾以对日食的成功预测，使原来怀疑他、“并策划一场激战”的人们被事实的有力验证所折服。他明确主张：“科学就是从具体、复杂、多样的现象背后找出共同的原理，再从原理中解释、说明、预言更多的现象。”“他力求从自然界本身说明自然界，而不求助于超越于自然界的事物。这也是自然科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请参阅《《糜克定的科学园》》中《科学的历程手册》有关章节，以及格鲁弗．威尔逊《科学巨人——西方科学发展史话》一书第4页。）
与此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出了系统思想的基本原理：即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奠定了后世各学科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空前繁荣。后来虽经数百年教会专制的停滞，但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就逐步确立起外界事物作为知识源泉的第一性地位。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科学衣钵的哥白尼 “日心说”，之所以能够不可逆转地取代旨在维护教会利益的“地心说”，就是因为“日心说”以对天文的长期、大量观测为依据。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自由落体试验更是对客观规律第一性地位的充分肯定。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给随后的科学技术发展以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虽然可以看作对主观能动作用的热情歌颂，但他被称作“实验科学之父”则是因为他揭开了科学技术沿着科学实验道路高歌猛进的历史新页。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孟德尔揭开遗传奥秘的碗豆实验，走的都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大道，决非冥思苦想或承袭前人所能获得。
中国文化教育与西方国家在适应与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根本差别，最为直观而鲜明地体现在中医与西医在治病救人共同目标所选择的不同理念和道路上，很值得我们深思。
中医与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施治和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中医以并无实质性构造的经络学说、气血运行为依据，以“望、闻、问、切”为手段，侧重于事物之间的联系，依靠思维潜力的发掘和精神作用的发挥。实质上是客体主观化。西医则以人体解剖和体内理化指标作准则，借助仪器、仪表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客观的观测、验证、分析与归纳。实质上是主体客观化。
概而言之，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它们全都着眼于满足生产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全都产生了大量造福后代的杰出人才；全都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漫长过程中有过彪炳史册的辉煌。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传统等主客观方面的不同，它们又有三方面巨大的差异：1、中国重在为农业生产的需要服务，西方以发展工业和商业为特征。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王朝的自然经济，西方的海上贸易以及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相关工业（如能源动力和交通运输）的飞跃十分突出。2、中国追求客体主体化，西方崇尚主体客体化。中国强调人自身的完善，重视主体的能动性、整体性，西方以认识和变革自然为己任，尊重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规律性。3、中国集中的色彩浓厚，西方的民主倾向明显。换句话说，欧洲在中世纪教会统治被推翻之后以揭示客观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为目标，以实验为手段，以繁荣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这是科学的明显特征；中国则注重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热衷于己有成果的维持与传承，在相当程度讲求自身的完美，以服务于君主统治为荣耀——这些全都体现着人类的价值取向。我们既要继承古老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应虚心学习外国的的成功经验，更应掌握和运用有助于我们科学处理两者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努力创新。
三、
新中国教育建设的曲折表明了什么
新中国成立以后，狠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但其间相继发生了基本上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以及给文化教育事业毁灭性打击的文化大革命，过程十分曲折，教训非常惨痛，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领导到专家学者都很重视，已作了全面准确的深入分析和科学总结。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崭新景像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尽管还有美中不足的诸多弊端，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不懈努力。主笔者的高中阶段正好处于风云变幻的1956年至1959年，经历了谈虎色变的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目睹了全民狂热的大炼钢铁和匪夷所思、迭放卫星的热烈场景，亲身参与了遍及深山冷岙的三面红旗宣传，如今浏览《糜克定的科学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专题介绍，一方面深受教益，另方面意犹未尽，如骨在喉，一吐为快。
回顾那一段经久难忘的学校生活，联系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切身体验，主笔者深深地感到：一方面，从文化知识的掌握上看，自己学到的知识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对比现在正上初二年级外孙女的学习内容，主笔者不能不承认自己整个高中阶段所接受的课程教育实在太少。因为，反右派斗争、大炼钢铁、勤工俭学、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老师正规讲课的时间大约只有正常状况下的三分之二，而且以“政治卦帅”、“又红又专”为主线。据1990年浙江天台中学高中一九五九届同学《同学通讯录》初版转述校方的资料介绍，“1957年暑假天台教育界都集中在天中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反右斗争后，学校为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办起了农场，共有田地91亩（60666平方米， 估计每个学生平均20平方米以上——主笔者）。……学校规定，平时每周劳动一天，农忙连日突击劳动。……办起了畜牧场……。还掀起大办工业的高潮，做到 班班办工业，实现所谓‘全校工业化。1958年，……为响应上级号召，……在上操场建起许多土高炉，日夜轮流拉风箱……。据统计：1956年9月至1959年8月三年中，每个高中学生劳动时间250多天’”（第20至22页）
另方面，主笔者联系自己的生平，深感这阶段的学习对每个同学的人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对第三版同学录的统计：这届学生（入学231人，毕业168人——不包括各班保送台州工专的20人）获得初、中、高职称的共有140人左右，出国培训或访问的有5人，其中两人在国外创业、定居。即使是未能继续深造的同学，也尽所能为的为自己书写清清白白的人生，整个年级的所有同学没有听说谁触犯刑律或违法乱纪。他们中未能继续深造的同学，有不少在改革开放后如鱼得水，开工厂，办实业，创造出不逊于高学历同学的社会价值和自身业绩。尤其是该届同学所表现出来全年级不分彼此、互相帮助、珍惜同窗情谊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浙江省天台中学这所百年名校迄今为止的各届毕生中，堪称罕见。他们仅为交流之用的同学录就改编过三版，最后一版把入学；但未读完高中的同学也收录在内，或简介自己的情况，或表达良好的祝愿，或抒发自己的心声。他们流露出来的深情和所表现的一致，感人之至。主笔者更是身受其惠，无论是当时自行办理极难实现的工作调动，还是子女就学、就业，解决家庭其他难题，从未请客送礼，更无需低声下气，但都心想事成，极为顺利。也正是这一段的难忘经历，使主笔者逐步形成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始终不渝的坚定信仰，因为他初步的、但也是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相伴而生的两重性、多面性；并且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正在复兴之路上昂首挺进的中华民族究竟最需要什么。
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主笔者以为：那时候教育质量的下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这一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失误，看起来似乎是由于社会对学校教育干预过多，但最根本的却是因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未能自觉抵触文化教育传统中重人文、轻自然的消极影响，未能与时俱进地认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客观地位。毛泽东主席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过紧，社会整体都已遭殃，作为其组成之一的学校又岂能例外！追本溯源与价值导向相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清这一点，对于今后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全社会的文明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
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校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变化，前景光明灿烂。那末，作者们为什么还要忧心忡忡地致力于探讨文化教育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与传授呢？这虽然与主笔者的一生经历相关，但根本上却是鉴于当前学校与社会联系的削弱，根本上更是从未来着眼。因为主笔者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深深的体会：在社会和学校这两个联系紧密的不同领域，目标一致、互相协调地传播和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重要理论，能够较为有效地改变现时贫腐现象的滋生、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道德修养下滑等不良趋势，能为新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教育事业增辉添色。从而在总体上促进几代人的连续奋斗，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社会的长期努力。
主笔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横扫神洲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在自己所就读的函授部邮来的《教育革命》简报和其他资料中，有幸了解到毛泽东主席一些虽然“新颖”、但无视教育特殊性的 “独到见解”（在当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诸如“教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在下面打瞌睡”、“学生也可以自己上台讲课”、“十道题中答错九题，仅一题有独到见解的就可以给满分；十道题答的全对，但无创意，可以给零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互相交流，以开卷为主。”在那个特殊年代，交白卷的所谓反潮流之士可以飞黄腾达；年纪不大、知识不广的少年学生也能够成为诸多媒体吹捧的典型人物。上述明显的即兴之言在相当程度上流露着我们民族唯人文是重的片面性。现在虽然再没有人颂扬，但根源上并未清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民族这消极一面似乎有了新的表现，且不说马加爵、药家鑫这样的大学生竟然会走上故意杀人的犯罪道路，少数女生毕业后也会追求物质享受而甘当二奶、情人，个别大学教授仅用金钱尺度衡量自己的教育成果和门生的成就，……。
如此种种，对比《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关于日本：“在重视学校科技意识的教育、社会竞争意识的教育和部门敬业意识教育的基础上，通过自成一统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倾其全力实现技术产业化、商品化，达到占领世界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目的。”（第33页）的教育作为，作者们深感我们国家应该借鉴日本科教兴国的成功经验，学习西方文化教育崇尚科学技术的突出优势，继承文化传统中注重个人修为、家庭集体观念较重、较为自觉地奉献国家、社会的积极一面，并且有所突破。从而发挥自身对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较深、传播较广的优势，在大学院校内重树辩证唯物主义在价值取向中的主导地位，既珍惜现时社会中得来不易的大势（掌握并运用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又认识事物总是在曲折（表现为现时有目共睹的诸多弊端）中求进的客观现实，从而自觉地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而作为高校基础的中学、小学，任课老师也应该从自身做起，主动为此作必要的铺垫，注重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去启迪学生们的心智，并且适度深化，使人体潜能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得到积极的开发。
总之，作者们一致地认为：我们应该运用辩证唯物观点，正确处理学校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社会要尊重学校是一个增强人们认识能力、实践成效的专业机构，是一个联系历史、现实、未来的特殊领域，有它在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们德、智、体、美、劳；增强他们掌握与运用必然中自由；进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殊性，不能作过多的干预，尤其在学术性、专业性方面，更应该发挥学校教育的独特能力。学校则应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在增强自身系统性、学术性的同时，忠诚履行为社会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提供成果、创新未来、承担起满足社会整体需求的应负责任。
当然，作者们自知，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本文失误之处恐怕不少。好在现时社会环境宽松，学术探讨再无禁忌，米粒之珠，亦可放光，螢火舞空，缀美夏夜，故不揣为文。
初稿2011年12月26日于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