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引子；

　　一个共产党员，虔诚的辩证唯物主义信徒，却在为时七周的不短时日里，天天诵念佛经，这一咄咄怪事正是笔者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作为。笔者不想宣传迷信，但为了减轻内心的伤痛，刻意为之，却因此对佛教——推广及其他宗教——之所以能够吸引广大民众的精神作用有新的体验和认识。

二、溯源

　　从高中读书时起，笔者即信仰进化论与唯物论，认为它们是真正的科学，能够引导人们实现预期的目标，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充其量不过是人们寻求心灵上的慰藉。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1］。笔者当作金科玉律。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和青海省哲学学会的领导要求学者们探讨：如何使党的思想教育收到像藏传佛教信徒对十世班禅那样顶礼膜拜的社会效果这一问题后，笔者开始关注宗教的力量所在。但动机起于当时笔者所受的精神鼓励较深，又因为客观上不具备深入了解佛教的实际条件，包括佛学的宗教仍然是笔者心中的一团迷雾。退休以后，虽有高中同学给了笔者十来本同县人自费印制的小册子《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内中介绍作者们的父辈在弘一大师的教诲下，曾于一次乘火车时，向同车的旅客宣传：佛学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门实质上的科学。笔者虽应嘱将小册子分送有兴趣的朋友，但自己浏览后依然认为：只要肯定释迦牟尼佛的存在，佛教就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前提，从而摒弃了对佛教的深入研讨。

三、转折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有些舆论认为这与不同宗教的信仰有关，是文明理念冲突的现代表现。正好笔者在发表某篇文章并购相应文集时获得了《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当时作为“内部资料”）这本赠书，其中有专讲《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宗教对社会的作用》两篇，还有两三篇关于文明的讲座也涉及到宗教。但笔者读后总觉得它们都是从世界、社会、历史这些外部的、宏观的角度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分析、讲解。内容虽很丰富，表述也极精要，但仍然只能给人粗略的大致印象，不能充分说明宗教何以引人的魅力之源（实际上这也是由讲座的主旨决定）。笔者真正接触到佛教的具体内容，是以2010年4月的台湾之行为起点。

　　在台湾胞兄处借览的方东美先生《中国大乘佛学》一书对笔者的影响是深刻而长期的，这本由方先生学生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根据方先生讲课录音整理编辑而成的佛学专著，从比较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轨迹入手，实事求是的研究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不同佛教宗派内容的承续关系和不同特点，并且结合当代的哲学观点、科学成就和社会状况，把佛教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知识结晶、具有现实意义的学说，进行系统、慎密、有说服力的生动讲解。概括初读该书的各种体会，笔者受到了以下三方面极为有力的启发。

　　其一：它使笔者初步的领悟：佛教的理论部分是一种源自社会生活的深奥学说，倡导自律行善，舍身普渡众生，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值得后来者下大功夫开发的精神潜能；它既能与道家、儒家的基本观点交融、印证，又可借自然科学成果作通俗的解释，还能在同当代有相当影响的哲学观点的比较中显示自己的特色。方先生在讲课中就在不同程度中涉及到笛卡尔、尼采、康德、黑格尔、怀德海等西方名哲，甚至有两节以：“阐述天台哲学的一心三观与六妙法门——可以解决颠倒离奇的当前难题”、“从唯识宗的思想理路可解决西方存在主义的困惑问题”，作为标题。

　　笔者在年轻时就深信：宗教起源于古代人对外部世界知识的贫乏。佛教的起源虽与其他宗教不同，但归根结底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相关。方先生内容翔实、通俗易懂的讲解扩大了笔者的视野，笔者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到：迷信不可能产生如此丰硕的思想成果，佛教长期传播的历史事实必有它存在理由和根源。

　　为了讲解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与统一性，上世纪50~60年代，人们总是把自己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区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循着这一思路，结合方先生的讲解，笔者豁然意识到：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思考，借助各种仪器、设备的物质力量，经过长期的验证、积累、深化，产生了至今犹在不断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作为全部知识结晶、以思想对立与承续关系为特征的哲学，客观上虽然是世界统一本质在人脑中的反映，但主观上也可被理解为以思维领域的演变为基调；而宗教虽然萌发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或恐惧——尤其是对灵魂存在与否的理解，并以一定的活动方式表达人们的信仰为特色，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随着人们对社会生活体验的充实和深化，表现出与前两者相当明显的区别。尤其是佛学，来源于社会生活，以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发挥现实作用为己任，强调从自己做起，倡导自力信仰与他力信仰相互结合的世界观。这样的理解决不是牵强附会，它可以在方先生对佛学理论的讲解中得到有力的印证。

　　依据之一、方先生对佛教天台宗“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作了这样的讲解：“释迦牟尼在宣扬教义时，第一等天才马上就像闪电一样，以他的直觉，把这种大道理全盘了解，这叫做‘顿悟’。……。

其次所谓渐悟。……。这样一来，循着渐进的步伐，先破后立，先难后获，引起逐步的了解，就是渐悟，所说的就是渐教。

……，所以向这类人说教，他的反映捉摸不定，……。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说，他的反应只能以神秘的、或秘密的经验来解释。

……这种反应，从了解方面看起来是在疑似之间……，所以这叫做‘不定’。” ^［2］。细加体会：这种区分只能理解为在社会生活中对深奥哲理领悟程度不同的分类概括。

　　依据之二、方东美先生在解释天台宗最有影响力的第三代祖师智觊的止观双运时说：“止时绝不能离观，因为止得太久必定会昏沉，这时就要用观；观时也不能无止，因为观得太久，心中必定会产生散动。因此为了对治浮动的心，故应修止以止之；如果心昏暗欲睡，就应该修观以观之。”^［3］。这也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一种概括，既不同于仪器仪表的实验所得，也区别于概念的承续、转化。

　　依据之三、方先生在讲解天台宗消解三论宗的二谛对立、使之进入三缔观成为统一的中道哲学时指出：“……但是这第三种思想体系还是不能够独立，假使把它当作独立，就与其余的真俗二谛没有融解，没有消化。所以要将它们豁然贯通，一起联系起来，是‘非一非三，而一而三’的。空即是‘俗’‘中’，俗即是‘空’‘中’，中即是‘空’‘俗’，这叫做即空即俗即中，成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4］。这种思想体系的建立，既是不同观点交融的具体成果，更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总结。再联系方先生对“宗教上善恶二元对立难题”的讲解，宗教观念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脉络就很清淅。

　　类似的事例书中尚有不少，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时间或空间那样相对固定的客观表现，又不像哲学——相对纯粹的思维成果——那样有着表述上十分明显的承续关系，内容上体现出宗教独具的深入观察、思考社会生活现象的鲜明特色。

　　其二、正是由于宗教——尤其是佛教——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体验、概括的精神体系，因此，在方先生阐述的中国大乘佛学里闪耀着虽很费解、却极精深的辩证法智慧。

　　例如：方先生在讲解天台宗湛然大师的［始终心要］一文分析它的三谛观与三论宗、二谛观的区别和联系时指出：“因此，在天台宗的形而上学里面所开展出来的一种特质，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但要消除‘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连真谛、俗谛与‘中道哲学’之间的对立也被解消。其结果是一切的一切，斱要成立一个和谐、统一的思想体系。”^［5］。这里面所包含的辩证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方先生在谈到天台宗止观法门形成时说：“所以天台宗里面很重要的两个观念，就是‘止’、‘观’。一个是消极的作用，一个是积极的作用，两者合并起来就构成了自下而上的不断精神超升的作用”。^［6］。笔者以为这里的‘观’就是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思考，是事物运动状态的主观表述。‘止’就是这种观察、思考达到一定状态的必然停顿，或者说是转向实践的起点。‘观’、‘止’不停转化或上升，实质上就是包括思维在内的所有事物处于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形象写照，只不过基本点在于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思想总结。

　　再如：方先生在抽丝剝茧的解释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四言偈各自所具有的四层意义后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这里面，我们看‘有’是一种意义，否定‘有’是第二种意义；否定‘有’的再否定，否定‘无’的再否定，是第三种意义。因此，我们要假定‘无’虽然它是否定的，但在思想建设过程中间，我们不能不说它。……。而在总的否定里面，虽然是否定了原先所运用的有与无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高级的肯定里面，又重新取得新的意义。此四句即‘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7］。这种观点，根本说来与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来源方面。

　　其三，方先生在研究佛教的本质时，针对另一学者所持的佛学“非宗教，亦非哲学”的论断，提出了自己“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明确观点。他解释道：“因为任何宗教者要讲救赎。而救赎并不是除掉宇宙外在的精神主宰之后，人类内在的精神就不能觉悟了。假使内在的精神可以觉悟，这个觉悟一样可以拯救人类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生命价值。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佛教显然是宗教。”^［8］。至于佛教与哲学，这才是方先生考察的重点，也是他所承坦的教课任务，因而贯串全书，构成全书，书名也被称作《中国大乘佛学》，而不是通常所用的大乘佛教。编纂者以此定名必有他的依据，何况方先生在讲课中，涉及到大量浩繁、深奥的佛教原著，结合中外著名哲学家的各种学说，进行实事求是、深入浅出、极富创见、详尽系统的阐述，使得佛教以自身修持普渡众生的本来面目相对黯然。但书中以智者大师“……从修行法门上的立论”去解决此前“许多高明的哲学家及深具智慧的宗教家”都“无法自拔”的“业惑缘起”包袱^［9］；从及佛教修养的“上迴向”与“下迴向”所作的分析中，都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宗教及其信徒从自我做起去拯救人类的重要特征。正是笔者在这方面略嫌不足的感受，又联想起浏览《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小册子后在县图书馆借阅《弘一大师》一书后的初步印象，从而萌发起将方先生的讲课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生平结合起来进行比对的主观设想。

四、深化

　　笔者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接触”开始于浏览《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小册子，后来在县图书馆借阅《弘一大师》一书，对这个近代传奇人物有了粗略的了解，印象并不深刻，而且认为李叔同之所以出家多少是由于家道中落所致。但方东美先生的《中国大乘佛学》促使笔者重新思考自己的看法。因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在美术、音乐、书法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对西方文化亦有深涉，又曾游学日本，以饰演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主角维奥莉塔(Violetta)而使当时的日本艺坛瞩目，他在任职于师范院校、教绩卓著、生活安定时毅然皈依佛门，勤于弘法，应是主、客观两个方面长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更与佛教吸引人、提升人；佛学理论感召人的本质相关。李叔同先生惊世骇俗的举动可视为另一种人生的起点，值得细细品味。可惜在县图书馆再难觅《弘一大师》一书踪影，只有《说不尽的李叔同》新书入目，姑妄借之。

　　这本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说不尽的李叔同》一开始就紧紧的吸引了笔者，这不仅是因为该书作者陈星先生在写作此书时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更由于陈星先生一开始就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的表示：“我个人既不重实轻理，也不重理轻实，我希望我们的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界能实理并重，相得益彰。”^［10］。笔者据此推想陈星先生所掌握关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资料必定更加丰富、准确。他所推崇的学风更为笔者赞同，因而反复精读此书。在第一次借阅中就续借了两次，历时一个半月，写作本文时又已续借三次，将届两月，还將续借。即使这样，笔者犹恐难以正确解读李叔同（弘一大师）曲折而丰美的内心世界，本节只能集中于佛教何以吸引这位传奇人物毅然出家这一话题。

长期、反复的阅读，使笔者越来越明确的形成这样一种看法：李叔同的出家是主观、客观以及两者互相交融的相应结果，其中体现着儿佛教的魅力源泉。《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曾借丰子恺先生关于人生三层楼的说明作过更深入的剖析，使笔者茅塞大开，思路通畅。

　　据《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介绍，丰子恺先生说过：“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11］。据此，人也可以分为三类，即普通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人。他指出：“……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12］。陈星先生则认为“丰子恺的论断是比较符合李叔同性格的发展趋势，……。”^［13］。并且据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然后总结道：“所以，我们与其说李叔同的出家是诸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还不如说他的出家是主观性格促就的。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无视李叔同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态度。……。但对有些人来讲，比如李叔同，他并不认为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相反，在喧嚣的尘世之外，仍有积极的追求所在。从这层意义上讲，李叔同从没有把佛门看作人生幻灭的标志，他的行为仍是一种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悲壮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表现。他响往佛教世界的深广宏大，他在那里面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归宿。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一切善意、恶意的在客观因素上猜测都是徒劳的。”^［14］。

　　丰子恺与陈星两位先生的见解极为精辟，笔者由衷折服，但本文仍有管见需呈：即李叔同先生的出家还与佛教严于律己、普渡众生的根本宗旨在这位出色人物的精神世界引起强烈共鸣相关。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

　　依据之一：在《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李叔同先生本来就有对自已要求极严的处世态度。书中的事例比比皆是，这里转述几则。

　　1、《说不尽的李叔同》曾经以严肃的态度记叙李叔同这样一件趣事：在浙江师范学堂任教的夏丏尊曾自告奋勇地担任吃力不讨好的学生宿舍的舍监职务。“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丢了一些财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一个同学偷的，可又没有证据。身为舍监的夏丏尊自感责任在身，为此愧闷不已。他向李叔同求教，问他处理此事有什么好的办法。岂料，李叔同的好办法竟是要他自杀：‘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舎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知道，这样做在一般人眼里无疑太过偏激，可李叔同提出来则是真心的流露，全无虚伪之意。”^［15］。对己要求之严昭若明镜。

　　2、李叔同先生在21岁时所作的《二十自述诗序》中写道：“俯仰之间，岁己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刻。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廋信，花鸟杜陵。为溯前贤，益增惭恧。凡属知我，庶几谅予。”^［16］。严于律己之心跃然纸上。其中“欣戚无端”、“取志遗踪”更与他临终前夕奋笔力书“悲欣交集”四字交映生辉，两者一脉相承，体现出以身示范的高尚品质。

　　3、李叔同先生在26岁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所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写道：“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17］。其中的“……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既是他高标准要求自已的真情表白，也是他后来出家的强大动力。

　　根据《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介绍，李叔同出家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不过，上述三个事例也使我们明白：严于律己的李叔同最终之所以献身佛教，主因之一就在于佛教强调自修正果去普渡众生。这种理解可以从书中介绍的下述情况中得到印证：

　　1、弘一大师曾与“研究佛学颇有建树”的太虚大师合写“……己成了佛教界内外广泛传唱的弘法歌曲”《三宝歌》，其中“三段歌词，各有归旨，庄严而神圣地再现了佛教徒皈依时的宽宏心境和坚定意志。每段歌词的结尾处再三强调的‘今乃知，……信受勤奉行！’（三段共同结尾的全文为：‘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这些文词极有启发性，故补录之——笔者。）如同一个人生宣言，它是佛教徒们在宣告：大彻大悟、济世利生的生命开始了。”^［18］。这首歌的歌词以及陈星先生的阐述己将佛教徒的人生追求与佛教的根本宗旨的一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毋庸赘言。

　　2、陈星先生在分析李叔同出家因素时曾指出：“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他强调‘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见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丰子恺又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出家后的李叔同仍是如此。他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19］。陈星先生接着指出：“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问题，李叔同没有理由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声，借机自树一帜 ，可在佛门中谋求一个显赫的地位。然而李叔同没有，他既不曾高树法幢，广收徒众，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发起什么佛教团体；既无佛门中之职衔，也没有党政要人、闻人大享做他的徒弟、护法。他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一心念佛。”^［20］。

　　僧宝是什么？地位凭什么高？笔者不大清楚，只是从经亨颐、夏丏尊开始时对李叔同出家不很认可的事实看，僧宝地位之高于俗家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就此而言，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之所以被信徒们尊崇，关键就在于宗教的根本宗旨能在信徒们的心中激起较为强烈的响应。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内因受到外因的激发而得以彰显。笔者认为李叔同出家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更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3、李叔同对自己要求严格，这在前面已略述及，出家后，他在这方面更胜往昔。他在“……真正意识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之后，给“……弟子龚天发写信，作最后的遗训：‘窃谓居士曾不邪淫、不饮酒戒，今后当尽力护持。若犯此戒，非余之弟子也。余将西去矣，书此以为最后之训’”^［21］。对弟子如此，对自己也不例外。他出家后在闽南十年时曾表示“……，他说他近来依旧喜欢看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一类的书，还说他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他希望自己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做一个改过迁善的好人。”^［22］。为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并且解释道，所谓二一是出自古诗和清初吴梅村绝句中有“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都由“一”开头，借以开脱自己“……一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么去求它完满了！”。^［23］。其实，这只是李叔同自谦的说法，不足以表明他己放任自己。事实上，李叔同出家后本来侧重《有部律》，后经徐蔚如居士建议，认识到中国千年来秉承南山一律，遂写《余宏律之因缘》一文作了这样的说明：“庚申之春……是年阅藏，得见义净三藏所译《有部律》以及《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谓较‘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记》……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至辛未二月十五日……仍于佛前发愿，弃舎《有律》，专学《南山》，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24］。他在《学南山律誓愿文》中明志：“……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舎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誓愿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疏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速证无上证覚……”。《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紧接着作了结论：“现在大家都知道，弘一大师的誓愿是实现了的，而且已被佛教界视为中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25］。

　　坚持正确做法，改正错误行为，表面上虽有不同，实质上殊途同归，体现从严求进精神。仔细品味这些事实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佛学的博大精深，探研佛教吸引信徒的途径和根源

　　4、《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在说明弘一大师“关心年轻人”时，曾叙述了他们之间一次有助于我们深思他对佛教总体见解的对话。“有一次，他（一位名叫黄福海的年轻人——笔者）壮着胆子问大师：‘法师，你虽是出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的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老艺术家。’弘一大师听了，很客气的说了一声‘不敢当’。‘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唯独不说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呢？’‘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弘一大师点点头答道。”^［26］。

　　我们由此可知，弘一大师认为佛门与艺术相通，也并未认定佛教高于艺术。艺术究竞是什么？在百度网站搜索所得到的回复是“现今对艺术的解释有二种：广义的是指：凡是含有技术与思虑的活动及其制作，皆谓之艺术，……；狭义的艺术是指：凡含有审美的价值的活动及其活动的产物，而能表现出创作者的思想及情感，并予接触者产生共感者，谓之艺术。”笔者以为从实质上看，艺术是创造人生的追求，它必有素材和对象，必须对选定的素材和对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表现主观意图。它与宗教有相通的一面，区别只在于艺术追求表现，其成果往往仅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宗教却着重于主体自身，通过自身体现成果。弘一大师在书法、绘画、音乐上的创作上丝毫不亚于出家前的李叔同，主要区别集中在弘一大师更看重以身作则，笃于践行，率先垂范。

　　佛教经历了千余年的传播发展，其基本特征应该根据它的主要内容才可判定。笔者在阅读《中国大乘佛学》及《说不尽的李叔同》两大著作后，初步的认识到：佛教的魅力源自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它概括了生活中幻变万千的辩证关系，着力于信徒自身修为的增进，通过各种程式的反复作用，求得思维领域的净化和精神世界的美满，排解各种困惑、烦恼、刺激、痛苦，通过这个途经实现进入极乐世界的根本目的。故尔易为普通民众接受，促使他们提高承受各种打击的能力，帮助他们在精进中享受成功的欢乐，营造理想的意境。只是笔者年迈懒慵，不可能再在佛学园地中精耕细作。好在方东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弘一大师李叔同以其光辉的一生使笔者得窥佛教的一斑，深以为喜，喜极坦陈。

五、体验

　　正值笔者因接触方东美、李叔同两人的事迹而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之际，惨重打击从天骤降，曾经相依为命七年多的长女因迸发急性坏死型胰腺炎逝世，笔者陷入汹湧澎湃的悲痛之海，心身交瘁，难于自拔。

一位退休前在同一支部内的女同事闻讯前来劝慰。她所遭受的家庭打击比笔者更大——爱人前几年意外去世，我们原来就互相尊重，可以无话不谈，相知再加相怜，笔者有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己，情不自禁地叙述起自己因前妻与长女患病而经历的种种惊心异事，以及由此而生的浓重疑云。

　　长女3虚岁时，前妻即患被视为绝症的尿毒症（当时主治医师委婉地称之为“慢性肾炎急性发作”）。笔者从西北匆匆赶至医院护理她时，主治医师明确地告诉笔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治愈此病实属妄想。不过，也许是长期分居带来聚会时的良好心态使疾病的治疗取得明显的效果，或者是血液内毒素的化解与积累而使病情好坏的转换意外急促，笔者前妻出院改服中药后，在十来天内明显好转。喜悦的心情使笔者买了20多张电影票，请父母、其他亲人及邻居、友好都往电影院看电影，自己带着刚能走路的长女在家陪伴前妻。刚吃罢晚饭，一位当时笔者还不很熟悉的女邻居好心地来家看望前妻，笔者借机到厨房洗碗。谁知碗尚未洗毕，长女吵着要上厕所。笔者习惯地带着她至厕所安排妥当，并在征得她同意后回厨房继续洗碗。还未及重新开始，厕所那边传来长女少见的大哭声，笔者连忙赶了过去。刚询问了几句，尚未听到长女回答，卧室里猛地传来邻居的惊叫：“快来啊，友竹（前妻名字——笔者）昏厥了！”笔者魂飞魄散，丢下长女快步赶至卧室，面对着毫无知覚的前妻，六神无主，手忙脚乱，一直折腾到电影散场，亲人和邻居围在床前，七嘴八舌，笔者只能机械照办。仿佛中有人抱来一只大公鸡，放在前妻胸前，……。前妻总算苏醒过来，笔者这才在父母的追问下想起长女，长女竟然还在厕所，但未再出一声，亊情之怪异使笔者至今难忘、不解。更使笔者惊诧的是：笔者在经济和探亲超期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撇下时好时坏、日渐憔悴的前妻赶回单位后，在一次习惯性的午睡中不知原由地猛然惊醒、坐起，一眼瞥见床边放着一个电报信封，赶紧抓来一看，原来是告知前妻病危！笔者连忙起身借钱、邮寄，第二天才知道，家乡来的电报前后共有两封，相隔不到半天，后一封直接告知前妻病故，只是被同宿舍的工友善意藏起。

　　笔者之所以向这位知已回忆尘封中的往事，固然与两人的交往之深有关，但更由怪事再发所致。

　　长女迸发胰腺炎确诊后，严禁饮食，连喝水也从严控制。笔者在长女发病一个星期后由天台赶往近两百里的椒江探视，看到她痛苦异常，坐卧不安，不由得肝肠寸断，满腹忧伤。加上常备的安眠药未带，黑夜在辗转反侧中漫长得似无尽头。长女在笔者至椒江的第三天被转至重危病房，每天只许亲人探望半个小时。其他亲人担心素患高血压的笔者触发变故，借口次子空车返回天台，动员笔者回自家静候消息，笔者只好按约定每天在电话里了解长女的病况。在长女粒米未进的十多天后，笔者总算听到长女已在手术后昏迷中苏醒的“佳音”，更能使人感到慰藉的是，住院部的主治医师和从杭州特地请来的肾病专家都认为病人已无生命之忧。可是，笔者仍因屡经意外之事而忐忑不安。先是一只由笔者亲手放至窗户边的瓷盘因受轻微震动而突然从碗盖上滑下灶台，继而跌至地面，摔成令笔者触目惊心的小碎片；接着在晚饭后雷雨骤降，社区的照明也全部熄灭，冒雨返回的子、媳慌乱中却怎么也关不上临街的防盗门，好在家中不会无人，笔者让他们把内门关好，第二天再修，（第二天淸晨才发现是它的己损合页卡住门框所致，拿掉后即可使用如前）。进了室内找备用的照明腊烛时，先前特意准备着的白色矿烛，此刻怎么也找不到，只能將祭祖用的红烛点上，原以为点上一支也无所谓，谁知孙女做作业还要再点一支。更奇怪的是，刚把红烛点成与祭祖时需用的两支时，社区却恢复供电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怪事使笔者越想越怕，情不自禁地临睡前又给在医院的妻子挂了极为忌讳的电话，要她尽快与女婿共商，当夜將长女送杭州救治。他们似乎不以为然，第三天淸晨长女的心跳就突然骤停。

　　听着笔者的细述，那位女同事沉吟了片刻，才说她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怪异的感覚，但爱人出事那天，她正好安排外单位来访人员的接待，总觉得心绪不宁，果然到下午就接到爱人单位打来的电话，说是爱人上山时不慎摔下。自己在乘车返家路上还在想，这山是县内的名胜景点，道路设施都好，不至于出大事，谁知结果竟是诀别！將近一个月时间，她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独自躲在楼上，不愿见人，不愿说话，脑子里一片茫然，吃饭睡觉就像木头一样，任人支配。她原来就对佛教有兴趣，此时感触更深，为了寄托哀思，就每日诵读《金刚经》一遍，心中默默地祷告：“你若能拿去，自然受用；倘若拿不去，我的心意也已尽到。”这样一来，感覚确实好了不少，后来又到寺院住了半个月，才逐渐振作起来。她推荐说，《金刚经》的内容很丰富，讲的也实在，其中指出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雾似电，变化无常，只能自求解脱，确实能使人识透世情，减轻悲痛。她建议笔者买两本经书看看，既能打发时日，也可解忧消愁，另获所得。

哀极求解，小女儿替笔者买来了《金刚经》和《地藏经》。笔者虽未翻看《地藏经》，但《金刚经》则每天定时诵读，经常翻阅。果然心有所系，悲苦淡化，且其中在浅显的问答中寓藏深刻的哲理确实帮助笔者解脱苦忆往事的桎梏。

　　《金刚经》的丰富含义已非年迈力衰的笔者所能洞悉，但诵读不仅使笔者心境宁静，而且帮助笔者适应世事的突变，领悟往事不可追、不必追；追將产生错觉、苦陷悲海的佛学真髓。尤其是其中的如下说法“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27］。以及笔者那位同事着重解释过的四言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28］。笔者渐渐明白，世事原本无常，无须拘泥，逝者本不可追，未来尚待善筹，深切的体验甚至使笔者漫无边际地联系起《说不尽的李叔同》一书所介绍的丰子恺先生的观点，分明地意识到人有三方面需求：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这两种需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最为直接、普遍、具体，是生物性的；人类还有一种建立在精神基础上更为抽象的独特追求，那就是“灵魂” 上的，或者说整体性的人生目的。正如宋朝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中所表达的强烈顾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摘自百度搜索）。笔者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將它当作 “灵魂”上的“真正返依处”，期待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当代发展哲学——能够早日成为人民群众掌握必然中自由的锐利武器。可惜它代替不了物质上精神上的更多需求，类似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样的惨重打击降临时，就无法摆脱对往事的哀思和苦忆，陷于难以排解的执着、悲痛之中。在简明易行的程式操作中体现着精深哲理的佛教，之所以千年传承，历久不败，就在于它融合了人类在物质、精神、灵魂等多方面、各层次的现实需求，在变动中体现着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致性 。相比之下，创立了唯物辩证观点的马克恩、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和思维领域诚然可以说集人类智慧的大成，但他们似乎很少兼顾人类由生物长期演变而来的自然属性，轻怱了自然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个体特征，又不像佛教那样着力于从自我做起，真正运用辩证的目光和心态认识、应对不断变化着的万事、万物，能够在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中扎根、开花、结果。而这应该引起肩负着新的历史任务的共产党及其成员们的自觉关注。

　　仔细想来，包含在晦涩言语中极其深奥的佛学原理确实有着与辩证唯物主义乃至自然科学相通的一面，它们的共通之处就在于研究相应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变化、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不断完善的佛学在认识事物存在方式上异曲同工，但为什么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互不相容呢？根源在于：人们所主张的完善社会机制基本目标的途径和方式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诞生于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能不首先着重于人的阶级性、社会性、整体性，不能不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个人的修养有时虽然也在强调，但在阶级搏斗中显得芲白无力。曾经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写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但其本人却在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因遭迫害惨死。相形之下，佛学因其强调从自我做起，与儒家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主张殊途同归，故能孕育持久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联系方东美、李叔同两人所取得的成就，收获至丰，进而建言。

六、不是结束的小结

　　回顾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它曾经辉煌一时，在世界反对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宣扬和深入的传播，但随着原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解体，随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随着计划经济弊端的充分暴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走向低谷，当今世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细究其原，迷信苏联模式（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等等诸多方面）、夸大计划经济作用、轻怱民众生活实在是其中的三大主因。若从根本上归纳，则是思想僵化导对唯物辩证观点的实质性背弃——夸大人的社会性，低估人的个体性，迷信计划经济即是它的明显表现——所导致的可悲结局。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在“风雷激荡”“云水翻腾”的“五洲”“四海”中巍然屹立，力量源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中国化道路，高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光辉旗帜，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人为本，促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不过，我们国家毕竟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贪腐之风的凛烈、贫富差距的悬殊、拜金主义的盛行，促使人们必须在强化法制建设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的挖掘人民群众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积聚起来的精神潜能。质言之，就是要兼顾人的社会性和人的个体性，把两者协调起来，使它们交映生辉，相得益彰。着眼于此，更加深刻、系统、全面的研讨佛教魅力之源，消化、吸收佛学精髓，调动佛教积极因素，使佛学、佛教更加协调地融入当代科学发展的理念、实践之中，这无疑是造福未来的百年大计。

 

                                           2011.03.26

引文来源：

　　［1］、据《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先生考证，马克思在英文中的表述中没有“麻醉”两字的含义，新译本也以删去，但在笔者的记忆中确有“麻醉”两字的含意

　　［2］、［3］、［4］、［5］、［6］、［7］、［8］、［9］、《中国大乘佛学》（p213-215）、（p501-502）、（p467）、（p467）、（p484）、（p429）、（p106）、（参阅p501）。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说不尽的李叔同》（前言p1）、（p66）、（p67）、（p67）、（p69）、（p50）、（p253-254）、（p24）、（p95--96）、（p67--68）、（p68）、（p155-156）、（p143）、（p144）、（p117）、（p119）、（p150-151）。

　　［27］、［2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p6）、（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