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批判基因学说失误的认识根源
1955年原苏联重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在解释规律的客观性时这样指出:“例如,植物的遗传性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就是人们不能废除或改变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这个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使植物的发展适应自己的需要。”〖86〗在其他一些条目中,它对探索遗传奥秘的孟德尔、魏斯曼和摩尔根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断言:“……认为遗传性是有机体的一种特殊物质,它位于性细胞的染色体中。”〖87〗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是一种荒谬的理论。”〖88〗不能彻底揭示有机体类型发展的真正客观规律性。
然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小至病毒,大到高等动物,一切生物的遗传物质都是核酸,脱氧核糖核酸DNA含有控制生物遗传特征的基因。美国生物学家贝维思和他的同事,在1969年首先分离出一个控制着糖代谢某个环节的单独基因;吉伯特研究组则在1978年6月把鼠的胰岛素基因插入到产生一种叫青霉素酶的大肠杆菌DNA链中,然后转移到大肠杆菌中去,结果大肠杆菌分泌出鼠的胰岛素来。不仅如此,遗传工程的发展已有可能使人们设想“……将一些不因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顽固基因,用特殊的‘剪刀’切断,然后把切断的部分再与其他基因结合,以改变它的遗传结构和某种遗传特性,使之符合人们的愿望,从而为创造新的生物类型来生产各种有价值的产品提供重要途径。”〖89〗它有希望在工业、农业、医药保健等各方面,结出光彩夺目的丰硕成果。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染色体也好,基因也好,它们都是有自己特征的客观存在,都是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的物质客体,而且它们都有着为它们自身规定的变化条件和变化规律。人们只有在对此有了足够认识、并且掌握了影响控制它们之间具体变化的物质手段之后,才能取得摆布基因或染色体的有限自由。同时,任何一种由人工培制出来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着人们愿望的新的生物类型,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它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的客观性。那未,为什么《辞典》的作者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所作的分析会被现代遗传学的实践无情的否定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则是由于人们对规律的实质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所造成。
《辞典》开宗明义的解释道:规律是“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现象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发展。”〖90〗它接下去叙述有关规律本质问题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其中虽不乏强调规律客观性的真知灼见,但处处流露着出于某些政治意图的先入之见。正是这种偏见,使作者们固执地认为,唯有生物体同它所籍以生存的环境之间才有可能存在稳定的本质联系,表现出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的规律性,因而无视生物遗传性状和遗传规律与生物自身的组成结构(基因)有关的客观事实,遭到了社会实践的无情否定。
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迄今为止我们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敢于正视国际上所发生的发人深省的巨大变化,我们就不难痛切地体会到:集中反映在《辞典》中的规律观,不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造成了十分明显的失误,在社会发展方面也产生了不容掩饰的消极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全都贬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产生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之一。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联系的计划经济规律就开始发挥取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作用,并且显示出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优越性,贯串在《辞典》有关条目中的解释就是这样。
然而,生产发展毕竟有它自身的连续性,经济发展也有它相应的法则,几经曲折,总结了经验教训的人们终于认识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至少在现阶段仍有其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尤其在我国,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重要作用,适时地增强了市场调节的机制,采取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以及用乡镇企业的商品生产带动农业发展等有效措施,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奋斗目标。尽管,我们仍有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待于认真的研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有待于我们探寻,唯其如此,我们更需要果断地打破上述片面规律观的思想禁锢,以实事求是精神去加深对规律实质的认识。
二、 综观科技发展过程的应有结论
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这就是我们认真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当前社会发展情况、全面继承前人思想成果所得出的结论。
请看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有关情况:
情况之一:规律总是通过相应事物的变化发展发挥决定作用。规律的适用范围越是狭小,它的特殊性越是明显,它对相应事物的依附关系就越显著。恩格斯在谈到“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时,曾以水的液化规律作例指出:“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91〗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了“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醒目标题,并且十分肯定的指明:“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9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只要人们采取局部增压措施,自来水即能改变在自然状态下向低处流动的规律性表现,而遵循另一些特殊规律被压向高层建筑上的屋顶水管和水箱。
规律对于相应事物的依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在一个由多种事物组成的复杂过程中,往往有多种特殊规律能对它的变化发展起作用,但所有这些特殊规律都是通过对各自所支配的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变化发展发挥作用,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
以水力发电为例,它涉及到流体力学规律、混凝土硬化规律、电磁转化规律以及电力输送规律等等一系列不同的特殊规律。水电站的正常运行,自然是这些规律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然而,仔细分析水电站建设——尤其是运行的主要过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规律对相应的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相互转化时的决定作用,但无法想像这些特殊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尽管,混凝土大坝的截面尺寸和结构强度需要根据有关流体力学的计算确定,但真正把河水拦蓄起来的是按混凝土硬化规律设计浇灌而成的大坝实体,而不是设计大坝所依据的那些材料力学规律、结构力学规律本身或它们与混凝土硬化规律的直接作用(我们很难想像会存在着这种直接作用)。混凝土大坝一旦构筑完成,它即与千百年流动着的河水发生新的联系,使原有河道的水流、水量发生遵循流体力学规律而产生的新的变化,使河水具有带动水轮机发电的足够能量。但真正推动水轮机运转的又毕竟是内能大大增加了的水,而不是流体力学规律本身。同样,水轮机虽然是依据机械运动规律和电磁转化规律设计制造出来,但真正发出可输送、使用电力的是水轮机这种物质客体,而不是机械运动规律与电磁转化规律彼此间的直接作用。
也许,有的同志会问:辩证唯物主义所阐明的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所有领域,并且贯串于任一事物变化发展的始终,它何以会依附于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又依附于那种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相互转化呢?
从表面上看,对立统一规律似乎不依赖于任何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相互转化。不过,只要我们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正视对立统一规律无法完全取代特殊规律决定相应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这一事实,(当然,特殊规律也无法取代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这是由于任何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都不过是物质的具体表现之故),我们就不难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依附于物质的统一性,即依附于在人脑中形成最基本概念的物质存在的表现方式。
人所共知,由若干个局部组成的整体必然有它不容任一局部取代的独特地位,即它最能代表组成它的所有局部,否则它就不成为整体了,这是整体的绝对性一面。但它还有相对性的一面,它的相对性不仅表现为它的整体地位随范围、内容的不同而可能变动;而且也表现为任何整体都不可能把组成它的每一局部的所有性状全都包含在自己的内容之内。正如原子是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但原子并不像电子或质子那样带有各自不同的电荷,也不像中子那样具有极强的穿透性。由此可见,整体实质上也就是一类有独特规定性的局部,即整体与局部这对矛盾的—个组成方面。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变化发展的实际过程,除了必然地遵循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之外,还必然地受与之相应的特殊规律支配。不掌握与它相应的特殊规律,我们同样无法影响或控制它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这就表明: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是通过它所相应的物质统一性——即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化发挥作用,并因而无法取代特殊规律对相应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依附关系。
那未,规律形成、发展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实践中都有这样的体验,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前后相随、左右相邻的连续性表现,亦即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具有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不同。为了正确反映和区分物质存在的这种不同,人们把不能或极小重复出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具体转化称之为偶然的(因此,任一偶然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一面);把能够较多重复出现的上述转化称为必然的(因此,必然相对于偶然而存在,两者具有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并把重复出现到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称之为规律(因此,规律也有普遍和特殊的区分,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的),规律的实质即在于此。
情况之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必然的(亦即所谓本质的)联系,才是可供人们认识和利用的规律。然而,越来越多的新兴边缘学科的相继建立和实际应用,使人们有可能和必要对这种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再认识。
拿数学中的概率论来说吧,它就是以偶然事件为研究对象。如果偶然事件只能发生一次,那它确实没有丝毫的研究价值。如果这些事件能够重复出现,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的出现机会就可以通过翔实的统计,用概率这个概念去描述,并从中找出一些可资应用的科学规律。
再拿物候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吧,在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生长、活动与人类按二十四节气进行的农业生产之间,看起来似乎是表面的偶然联系,在农业没有发展起来之前,甚至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它包含着与庄稼同受该地区气象变化影响的必然一面,随着农业生产的连续进行,原来是表面的偶然联系也就重复展现,表现出人类必须遵循(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好收成的话)的规律性,并且终于被人们认识、掌握和利用,建立起崭新的物候学。
总之,许多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生动而有力地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只要人们选定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客观对象,它们就有一些相应的特殊规律可供人们探寻、掌握和利用。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我们所籍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中,事物变化发展的偶然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一偶然现象的产生都有它必然的根源,倘若必然的结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重复展现,它就只能表现为瞬息即逝的偶然现象;倘若偶然现象能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重复展现,包含在其中的必然一面就有可能深化为稳定的本质联系,表现为我们通常所指的特殊规律。
李惠国同志在谈到近几十年中大量涌现的边缘学科时曾经指出:边缘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一门科学的对象,使得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所以如此,固然可以作如下解释:因为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传统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有彼此邻接的边缘领域。这些边缘领域能够作为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使一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向另一门科学转移。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些边缘学科产生发展的实际过程,我们就能看出:其主要根源还是在于规律对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相互转化的依附关系。
以仿生学为例,这门学科有—套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即选定生物原型——进行数学分析—一建立数学模型——设计技术模型——经过反复实践改正,最终求得对生物特异功能的工程模拟。这套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固然可以看成我们运用数学及其他非传统生物学方法研究生物的产物,而这样做之所以可能,也似乎仅与生物这种客观实体都有质与量的两方面规定性、任何生物都必须在适应环境中求得生存等等客观状况有关。这些理解应该说是正确的,不过,还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 若不是客观实体的变化发展使具有特异功能的生物得以产生和存在;若不是在特定环境的生活中形成可资人类学习的特异功能的生物,达到足够多的种类,仿生学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它那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就难以形成。
第二、 若不是人的认识逐步深化到能够通过高度抽象的科学分析建立起对应于某种生物特异功能的数学模型的必要程度;若不是人的实践能力逐步达到了将这样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转化为工程装置的相应高度,仿生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有力的表明:客观规律并不是从外部对相应的客观实体的变化发展起支配作用,它们与一定范围内某类客观实体及其客观联系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轻忽的内存联系。因为,无论是特殊功能(它实质上可以看成为客观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到数学模型的建立(它实质上就是客观实体在认识中的思维形式),还是从数学模型到模拟装置(它实质上就是认识通过实践与外界事物多次相互转化的产物)的转化;也无论是生物获得它独具的特异功能,还是人类创制的模拟装置,本质上都可以看成为由客观实体到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又由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到相应的客观实体之间多次连续转化的结果。
综观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以上两方面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得出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的结论。确立了这样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规律何以有普遍和特殊的区别,特殊规律何以有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它们又何以与物质的层次、结构一一对应;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的在掌握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去探寻不同层次、结构中的特殊规律,对这些特殊规律展开更深入切实的系统研究,以求得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更有效控制,增强我们在必然中取得自由的能力。
三、来自现代社会变化的生动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都致力于宣传这样一种观点: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普遍规律。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又分别受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决定的不同社会规律支配。一旦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作为其本质联系的规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辞典》一书就这样明明白白的写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规律,当这个生产方式存在时,这些规律就发生作用。随着这个生产方式的消灭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旧的规律就失去效力并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93〗
众所周知,原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社会经济和其它许多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因而,它的诸如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一些全局性重大措施,都曾被看成为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规律的典范,在其后成立的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里被当作模式推行,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然而,这种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严重脱离各国具体国情、忽视与此相关特殊规律的模式,不仅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效,反而加深了这些国家中的社会矛盾。类似于因批判基因学说所造成的社会停滞(相对而言)的严酷事实,终于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应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历史任务。这有力的表明:社会主义虽然贯串着一些共同的普遍规律,彼此间可以相互借鉴,但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客观实体使然;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作为一个较小范围内具有一定特性的客观实体,又必然地依附着由这个国家基本国情决定的特殊规律,不认识这些特殊规律,同样不可能在它所相应的那个国家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况,生产的发展虽然遵循着生产关系(包括管理制度)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普遍规律,但生产要素本身——如科学技术也能够形成直接关系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认识和运用这些特殊规律,我们同样无法实现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
更能促使我们对原苏联偏重事物联系的规律观进行反思的是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及其推动因素的解释。《辞典》一书虽然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条目中,对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基础以及作为社会进步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重要地位作了应有的强调,但它这样做的用意仅在于突出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没有顾及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且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趋向;也没有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它没有指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需要通过对生产力构成因素的劳动者以及生产工具的影响才得以表现;也没有指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同生产力的构成因素有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或破坏作用诚然十分重要,但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规律,体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必然发展中所获得的自由之中。铁器的使用,促成了封建社会的产生;机器、工厂、交通运输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社会主宰全球达数百年;现在,信息科学的建立,计算机微电子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在高科技产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经济,直接否定了曾被吹捧为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更成为人们的共识,它实际上也就是对生产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技能和知识这一规律性认识的有力证明。这些事实都足能启发我们在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需要对生产力自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寻其相应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领域,规律同样依附于社会实体和社会联系,表现为它们之间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