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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观点－－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文集

　　本书全文

《信念与观点》

※全书内容要点及有关情况

　　今后的社会发展，离不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原则为简明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复兴中华民族的最可靠保证，也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紧密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为，不论是实践的有效进行，还是价值的获得；不论是创新思维的锻炼，还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行，还是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全都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点的指导。
　　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再不能停留在原苏联设定的侧重于对立和斗争的人为框架之内，它必须深化同现代科学技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成果应用方面的血肉般联系，必须服务于知识经济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人们掌握必然中的自由。
　　《信念与观点》一书立足于现代科技成果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变化趋势，以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信息的哲学意义、规律的本质、实践的辩证性质、认识的来源、价值的实质、辩证唯物主义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事求是传统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实事求是传统在未来经济发展和民族精神中的地位、以及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需要等问题的探讨为内容，较为系统的说明作者认真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数十年的所思所得，希望它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绵力，能为有志于攀登哲学高峰的人垫石铺路。作者在自学过程中，承蒙退休前所在的工作单位、青海四川两省的多个社科单位、中国未来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大力支持和鼓励，作者铭刻在心，决不稍怠。收入本书的26篇论文中，有7篇获省级和省级以上社科单位的奖励，共获优秀奖1次、3等奖5次、2等奖1次、1等奖4次、特等奖3次，详情列表于目录之后。

※ ※目录

 
第一部分：总体思路
 
第一篇、愿哲学之花遍野盛开──答友并自勉  （44-46页、2050字）
第二篇、坚持以世界统一性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47-56页、8900字）
〖一〗、思路
〖二〗、世界统一性在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三〗、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四〗、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启示
〖五〗、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第三篇、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对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认识                    （57-68页、10000字）

〖一〗、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新理解
〖二〗、生物育种发展过程对我们的启迪
〖三〗、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实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实践引发的思考
〖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

第四篇、让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新支柱柱                                     （69-79页、10100字）

〖一〗、从惨痛的近代史实说起
〖二〗、实事求是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三〗、实事求是与1976年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四〗、实事求是观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五〗、我们的责任
第五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选择
                                      （80-91页、11450字）
〖一〗、深刻的感受
〖二〗、历史的选择
〖三〗、落实的关键
 
第二部分：关于某些哲学基本概念的探讨

第六篇、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 （92-102页、9180字）

〖一〗、从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着眼

〖二〗、关于信息的形成和特征的思考

〖三〗、正确理解信息本质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第七篇、关于信息本质的哲学再探 （103-111页、7780字） 〖一〗、探讨信息本质的重要性

〖二〗、正确认识信息本质的原则、方法和结论
〖三〗、关于我国今后研究信息本质的一些想法

第八篇、正确理解规律的实质               （112-120页、7390字）

〖一〗、原苏联批判基因学说失误的认识根源
〖二〗、综观科技发展过程的应有结论
〖三〗、来自现代社会变化的生动启示

第九篇、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21-126页、5340字）
〖一〗、侧重不同的两种规律观
〖二〗、规律之间十分丰富的内在联系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点浅见

第十篇、树立辩证的实践观               （127-134页、7140字）

〖一〗、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

〖二〗、历史的鉴戒
〖三〗、现实的启示
〖四〗、根源和意义

第十一篇、认识来源于事物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

                                        （135-141页、6310字）

〖一〗、探讨认识来源的根本途径
〖二〗、观点和依据
〖三〗、对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矛盾的不同理解和比较

第十二篇、再谈认识来源问题(7800字)     （142-150页、7920字）

〖一〗、历史的回顾
〖二〗、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认识来源问题的论述
〖三〗、毛泽东晚年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了什么

第十三篇、关于价值的哲学意义的认识      （151-160页、9200字）

〖一〗、简要的表述
〖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究竟表明了什么
〖三〗、如何理解物质与价值的关系
 
第三部分：哲学基本观点的实际运用
 

第十四篇、充分发挥实事求是观点在未来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161-168页、7210字）
〖一〗、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
〖二〗、促进科学发展的可靠途径
〖三〗、联系实际的根本保证

第十五篇、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哲学初探   （169-177页、8070字）

〖一〗、中国发展知识经济不可亦步亦趋
〖二〗、知识经济的动力问题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问题
第十六篇、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重在创新     （178-183页、4880字）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哲学再探
〖一〗、一条根本性的思路
〖二〗、三件实质性的大事

第十七篇、中国的未来学研究需要充分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作用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对我们的启发
                                      （184-191页、7210字）
〖一〗、一位科学家的广博胸怀和殷切期望
〖二〗、关于中国未来学研究的思考
〖三〗、辩证唯物主义在今后社会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第十八篇、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92-201页、9420字）

           ——中国今后发展的哲学思考之二
〖一〗、争论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
〖二〗、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争论的言论和实践
〖三〗、恰当评价建国以来的各种争论
〖四〗、积极倡导适于时代发展需要的各种争论

第十九篇、创新面面观                  （202-207页、4980字）

〖一〗、紧迫的感受
〖二〗、创新的本质
〖三〗、创新的特征
〖四〗、创新的方法
〖五〗、创新的道路
〖六〗、结束时的寄语

第二十篇、创新人才的培育需要教育思想的相应转变

                                      （208-209页、1580字）
第四部分：几种认识的辨析
 

第二十一篇、关于科学、价值以及哲学的思考

──读《哲学的嬗变：从拟科学到拟价值》（210-217页、6370字） 
〖一〗、引言
〖二〗、科学仅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吗
〖三〗、哲学的科学化失败了吗
〖四〗、正确认识和评价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五〗、一点浅见

第二十二篇、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不容否定无可取代

──读《物质本体地位的危机》      （218-227页、8720字）
〖一〗、正确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三〗、恰当评价实践的地位和作用
〖四〗、切实把握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

第二十三篇、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也谈《哲学与精神生活》  （228-236页、7830字）
〖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完成的历史变革说起
〖二〗、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三〗、正确理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
〖四〗、真诚的期盼
 
第二十七篇、引文来源（全书包括引文约21万字）  （247-249页）
本论文集内获奖篇目情况一览表
篇名
奖级
评奖时间
评奖单位
树立辩证的实践观
3
2001前
甘肃省某社科单位
树立辩证的实践观
3
2001.6
四川省科技经济研究院等2个单位
精神文明…重要课题
3
2002.5
中国未来研究会
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
1
2002.5
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编委会
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
1
2002.6
中国西部人文丛书编委会
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
特
2002.12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院西南分院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哲学初探
2
2001年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研所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哲学初探
优秀
2001.9
四川新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哲学初探
1
2002年
亚洲人文社会科学院等4个单位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哲学初探
特
2002.12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院西南分院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重在创新
3
2001.12
中国未来研究会等3个单位
精神文明…重要课题
特
2003.4
发现杂志社等2个单位
关于信息本质的哲学再探
3
2003.2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2个单位
创新人才…相应转变
1
2003.2
中国西部人文丛书编委会

说明：优秀奖为入围评定1、2、3奖级的初评，2001年前因资料未存，获3等奖的论文未全部列入。2003.5.6整理。

 
                                                       

第二部份：关于某些哲学概念的探讨
 
第六篇、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
　　本文内容要点：
　　如何理解信息的哲学本质，这是不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迥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回顾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探讨信息的产生及其主要特征入手，提出应该把信息理解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的观点，并且简扼地说明了这一认识的依据和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在人类工作、学习、生活等所有方面，引起了日新月异的迅猛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不能不对信息作一番深入的探讨，正是通过对信息论等现代科技成果的细致分析，通过对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信息的形成和特征、以及对信息研究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认真思考，作者才强烈的意识到：必须将事物的联系从总体上提高到作为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之一的相应高度去认识，并且确认：正在风靡全球的信息，在哲学上应该被理解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
这样的哲学理解有那些科学依据？意义何在呢？
一、从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着眼
　　信息论的创始人之一申农，曾把后来演化出信息概念的通讯系统归纳成这样一个模型：“
 
 
 

”〖73〗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以信源、信道──噪声即为信道的特征或表现、信宿这三者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性状为研究对象。
　　情况很清楚：倘若由某一联系或某一变化所构成的信源，不能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将这一联系或这一变化编码成可供信道传输的对应信号，信道就无从发挥自己的传输职能，信宿也无对应信号的消息可译；倘若没有作为载体的信道，或信道干扰信源消息的噪声使相应的信号不能检测、译出，信源就无法把消息发送给信宿，信宿同样无消息可知；倘若没有信宿，信源是否有消息发出，信道是否在传输消息，根本无从判断，那里还有由测译获得的消息呢？所以，信息一开始就是由信源、信道、信宿这三者组成的统一系统。
　　后来，对信息论作了长期研究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扩大了信息论的研究领域。但是，信息作为由信源、信道、信宿这三者组成的必然联系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
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且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74〗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所有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对人体的直接作用，实际上已被扩展为包含着某种消息的信源；外部世界的信息载体以及包括人体感官在内的神经系统，则起着信道的作用；具有思维功能的大脑就成为相当于译码器、存储器、且按自身方式解读消息并形成反映的信宿。信源信宿虽然不同了，但信息的组成模式依然未变。
　　而且，单位信息量比特之所以能够被规定为“对含有两个独立等概率可能事件做单一选择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被全部消除所需要的信息量。”〖75〗就是因为可能事件不确定性的消除，只能在相互比较中实现，在两个独立等概率可能事件中进行单一选择时，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形成两个独立等概率的可能事件及其选择者或选择结果这样三种或三种以上相关事物的必然联系。因此，信息概念的扩展足以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对三种或三种以上相关事物的必然联系作更精确深入的研究。现今，人们虽然对信息的本质作出了许多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有的说信息是宇宙中一切过程发生程度的度量；有的说信息就是一定的物质形态，通过一定的媒介，在另一种物质形态实体上引起的一种反映；有的说信息是二级派生的东西，以上解释都这样那样地表明；信息与较为复杂的必然联系有关。钱学森先生更直截了当地指明：“……信息是由一个点（信源），一个传播渠道和一个接收点组成的。”〖76〗。
　　在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信息科学虽然起源于通讯和控制论的研究，但它的划时代作用的发挥，却倚仗于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紧密结合。那末，信息科学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结合的基础究意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的结合会造成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崭新变化呢？
　　仔细分析信息与电子计算机的基本特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紧密结合的主要根源在于：两者具有非常相似的结构模式和运作方式。
 
　　据有关资料介绍，现代电子计算机中专家系统的典型结构如：“附图一”：
　　　　　┌───┐　　┌────┐　　┌───┐
　　　　　│知识库│←→│知识获取│←→│专　家│
　　　　　└───┘　　└────┘　　└───┘
　　　　　　　↑
　　　　　　　↓
┌───┐　　┌────┐　　┌──────┐
│数据库│←→│推理机构│←→│推理过程说明│
└───┘　　└────┘　　└──────┘
　　　　　　　　　↑　　　　　　　↑
　　　　　　　　　↓　　　　　　　↓
　　　　　　　　┌─────────┐
　　　　　　　　│　用　户　界　面　│
　　　　　　　　└─────────┘
　　　　　　　　　　　　↑
　　　　　　　　　　　　↓
　　　　　　　┌─────────┐
　　　　　　　│用　户　（非专家）│
　　　　　　　└─────────┘
　　　　　　　　附图1”〖77〗
　　在这个附图中，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运作环节在形式上的联系是可逆的，并且在总体上与信息的组成结构互相对应。第一列的专家、知识获取、知识库既可看作系统的信源，也可看作系统的信宿；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用户界面和用户，既可看作专家已有知识的信宿，也可看作专家治病的信源，至于第二列的推理机构、说明及数据库，则相当于沟通专家与用户的双向信道。电子计算机专家系统的每一次运行，既是原有信息的使用，也将产生新的反馈信息。信息与电子计算机在结构模式和运作方式方面的一致性，于此可见。
　　实际上，所有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全都经过输入、按设定程序运作以及输出这三个基本环节，三者缺一不可，正如信息的信源、信道、信宿三者缺一不可一样。运行中的电子计算机既存储、供给原有的信息，也产生更多新的信息。这些按电子计算机统一模式产生的新信息，同电子计算机专家系统一样，客观地表明了信息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
　　再从实质上分析，电子计算机采用0与1两进位计数方法，这虽然是矛盾的两个侧面普遍存在的体现，由电流通、断这两种基本状态决定。不过，只要我们把矛盾两个侧面的辩证关系考虑在内，或者把电流通、断的重复结果（次数或其他效应）同样作为反映电流的不可忽略的存在状态，那末，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电子计算机也至少要涉及到三种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我们若将信息看成为科学原理，则电子计算机就是它的技术应用，两者紧密结合的基础即在于此。
　　信息科学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紧密结合之所以会在人类工作、学习、生活中引起焕然的深刻变化，根源就在于它们都以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的复杂联系为内容，能够突破事物实际存在时质与量相对独立的局限性，能够极大地容纳事物的各种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相应结果。
　　受过20世纪50年代前后教育的人大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确实，在工业经济时代，与人类总是先接触物质客体再意识到物质联系的认识特点相关，传统的数学、物理、化学，虽然互补互促，但它们各自所涉及的领域却壁垒分明，人们只有同时掌握这些不同领域内质与量的不同变化规律，才能充分满足自己工作上、生活上的现实需要。质与量的互相转化虽然已被人们在哲学上肯定下来，但它们在科学上的界限依然不容混淆。它们之间的明确分工，在科学知识尚未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前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达到这一程度之后则向反面转化。人们在起初进行地形地物测量、物体三态变化分析、化学成份确定时，不能不依靠在不同领域内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但在尔后作更进一步的综合利用时，则需要突破原有领域的壁垒，卫星遥感遥测技术，就需要融合数学物理化学等多种学科的已有知识。信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所综合的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摆脱了事物质与量原有区别的制约，能够使信息科学融汇数学物理化学等前此学科的所有知识，并提供远比它们各自独立时丰富的更新知识。多媒体计算机之所以能够把“计算机带入了一个声、文、图集成的应用领域”，成为“下一代的浪潮”。〖78〗根本上正是由于它所载带的信息，超越了质与量的明确界限，将声、图、文全部数字化，并进行编码，从而展示了事物及其相互联系转化无穷的广阔天地，能够把人类的工作、学习、生活推进到不受原有的框架限定的崭新阶段。
二、关于信息形成和特征的思考
　　更能表明信息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这一本质的是某些信息的形成过程，限于篇幅，这里仅选三方面的事例，略加分析。
　　先来看巴甫洛夫关于第一信号系统的实验。尽管，信号与信息有所不同，但信息的研究开始于通讯过程中的信号，即使在现代，某些信息也仍然以信号的形式表现，因而，信号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信息的基本特征。
　　巴甫洛夫曾作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在响铃的同时，给实验狗喂食，在实验狗熟悉了这一信号，建立起条件反射之后，即使不给实验狗喂食，只让它听到作为信号的铃声，实验狗也能分泌出只有进食时才能分泌的唾液。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
　　1、铃声原来并不包含能使实验狗分泌唾液的信息。因为，没有经过实验训练的非实验狗都不会因听见铃声而分泌出唾液来。而且，在铃声与喂食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没有稳定到相当程度之前，实验狗也不会因听见铃声而分泌唾液。
　　2、铃声、食物、唾液这三者作用于实验狗和非实验狗时，本来没有重大的区别，铃声之所以不能使非实验狗产生分泌唾液的反应，却能转化成实验狗分泌唾液的信号，完全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响铃与喂食之间建立起稳定到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使实验狗的神经系统建立起非实验狗所没有的铃声与唾液分泌的相应联系所致。
由此可知，铃声之所以包含着使实验狗分泌唾液的信息，只随响铃与喂食之间联系的稳定建立、并同原有的进食与唾液分泌这一联系相结合，从而形成响铃与唾液分泌的新联系而产生。没有这三者之间相应联系的建立，也就没有能使实验狗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的信息。
　　再看经络学说的现代研究情况和成果。
　　经络学说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具有明显的医疗和健身效果，在古代即以产生、传播，但在近代，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由于经络本身在人体解剖上缺乏实体性的存在，由于经络本身包含着若干神秘的色彩，在一段时间内，被某些人视为封建迷信的产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信息论等现代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使学者们开始正视经络的客观存在，进而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认真周密的观察研究，基本上弄清了经络的传感、经络与生物电的关系，肯定经络象电磁场一样，有着客观的明显效应。有的学者还把针麻、针灸等中医手段称为信息疗法。他们指出：气血运行就是信息传递。目前，人们虽然还不清楚经络中的信息编码方式，但在针麻、针灸中，信息编码是通过手法和力度在医疗实践中得到实际的应用。另据钱学森先生介绍，我国脑神经专家张香桐教授发现：“针刺能激发人的下丘脑分泌内啡肽，内啡肽作用于神经，起到局部镇痛作用。”他还指出：“针刺镇痛作用不是直接的，是通过大脑的。这又给我们启示，人体的整体功能是跨越组织部门的。”〖79〗
　　这一切表明：在人体内找不到实体性结构的经络，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联系。这种联系的实际存在表明：人体内信息确是外界刺激、体内气血循环，人脑以及人体相应部位之间的必然联系。
　　此外，如前所述，信息科学之所以能够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得力于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紧密结合。电子计算机之所以能够收集、存储并且产生大量的信息，主要是由于它的组成结构和运行方式与信息极为类似。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说到信息的特征，现代学者们从求信息量公式与热力学求熵公式的比较中，发现两者极为相似，纷纷把信息定义为负熵。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与本文的理解相矛盾，但实质上两者是一致的。
　　据《物理学基本教程》第一册介绍：“……熵的大小反映了物质分子的无序程度，是物质分子无序程度的量度。”〖80〗
　　大家知道：任何运动的判定，离不开运动主体、参照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热力学中的熵，既涉及分子运动，又涉及分子运动的无序状态，还涉及分子运动无序态的量度单位──焦耳每开(J/K)。表现为一定数值的熵，既反映分子运动及其运动的无序态，又作为与焦耳每开的比较结果，其实质也涉及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关系，只不过热力学中分子运动的无序态和热传导过程的不可逆性，不同于信息组成联系中的必然性和过程的可逆性，这就为两者互为相反数提供了判定的客观依据。但熵与负熵，无序性与有序性，不可逆性与可逆性的可比状态，恰巧表现出信息与熵从不同侧面共同表现事物变化状态及过程的一致性，突出了信息不同于熵的有序性和可逆性，证实了本文理解信息本质的正确性。
　　有的学者还指出，信息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只有变化着的事物或运动的客体才会有信息。……第二，尚未确定的事物才会有信息。”〖81〗信息的这两个主要特征，实质上也是信息作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表现。关于第一个特征，上面对熵的讨论中已经涉及，这里仅就第二个特征，作一简扼的分析。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验，那些能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具有空间时间特性的客观实体，总是相对地确定的，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将它们分门别类，概括其共性。但对客观实体之间的联系，即使是最简单的直接联系，人们也只能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组成该联系的两种客观实体加以认识。由于不同的客观实体之间往往能够发生类似的甚至相同的直接联系，这就使得人们难以通过某种联系去确定相应的客观实体。正如我们在化学实验中，能够根据一定浓度的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溶液的混合，肯定它们必将产生作为新联系产物的白色氯化银沉淀，甚至准确地计算出混合前硝酸银或盐酸的溶液数量。但我们却无法根据两种溶液混合后产生象征新联系的白色氯化银沉淀，去确定这种混合液是否由硝酸银和盐酸这两种溶液组成，更谈不上确定它们混合前的数量。因为：氯化钠氯化钾以及能析出氯离子的所有化合物，都能与硝酸银在溶液状态下产生象征新联系的氯化银沉淀。由此可知，人们通常所认定的不确定性，往往由客观实体所构成的联系产生，是客观联系的共同特征。
　　综合上述两节的探讨，比较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内众多信息的具体表现，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信息不一定非作为构成联系的事物的原有组成或属性不可，它总是伴随着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建立而形成，随这类联系的不同而不同。信息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必然联系的组合。
三、正确理解信息本质的哲学意义 和社会意义
　　将信息本质理解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哲学意义之一，是它能够深化人们对于物质联系的认识。
　　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原来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恩格斯曾一再说明，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者肯定“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对物质的反映”，更使原来仅作为表现或关系的反映，深化为表述整个世界在辩证联系中存在的哲学范畴。然而，由于事物的展开程度，社会发展以及认识过程的种种限制，人们至今仍然习惯于把事物之间的联系看作依附于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没有意识到物质联系的客观存在，不仅体现在相应物质客体的组成、结构和性状之中，而且表现在它们也有对应于物质客体那样的丰富内容和独特表现；更没有意识到物质联系与物质客体乃是组成物质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侧面。正是将物质联系看作从属于物质客体的思维定势，使有的学者把不确定性看作信息的主要特征，把信息理解为物质的普遍属性。一旦我们较为全面的比较信息与反映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我们就会清楚的意识到：物质联系并不是单向地从属于物质客体的。
　　事实上，意识作为物质的反映，其不确定性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错觉、幻觉、空想、妄想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使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学者们之所以将不确定性认定为信息的主要特征，只是由于信息是建立在连续反映基础上的复杂联系，其不确定性更为显著而已。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信道不能准确地接收并反映信源编码而成的消息；或者信宿不能接收并且反映（译码）信道传输过来的消息，信息能够得以形成、传播，由此可见，反映与信息都是对事物联系的表述，它们都有不确定性，这是由它们之间关系决定的共同点。
　　信息与反映的区别则在于，反映可以作为两种事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可以表现为偶然性，但信息却涉及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而且是必然的，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偶然联系就不能组合成信息。一个有渊博知识的考古学者，能够根据古代动物的部分遗骸，将早已灭绝的古代动物的形体栩栩如生的重现出来，但即使是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也不能指明一块现存岩石千百万年前的原有形状。因为，岩石的原有形状和现状之间并没有足以转化成信息的必然联系存在。由此可知，能够被称为信息的这一类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即作为信道的事物，能把作为信源事物的必然联系反映在自身较为确定的表现之中，使之成为信宿直接间接地测知前一种必然联系的可靠依据。否则，就无信息可言，上面引述的巴甫洛夫的实验，实际上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因为，铃声虽然不能成为非实验狗分泌唾液的信号，但能在非实验狗的听觉中引起必然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还没有同进食与唾液分泌的必然联系组合起来，因而不会转化成非实验狗分泌唾液的“信息”。
　　以上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分析以及信息与反映的比较，能使我们更加明确的意识到：物质联系不仅在相应物质客体的组成、结构、性状中发挥作用，使客观实体的存在取决于它内部客观联系的存在，而且在总体上也有像信息和反映那样的多样性和独立表现。
将信息理解成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的哲学意义之二，是它能深化我们对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认识。
　　在信息的哲学探讨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是一种存在于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客观而不实在的东西。这种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已经意识到物质的客观存在不单有实体性的表现，并且启发我们将有别于物质客体的物质联系，确认为物质客观存在时的另一必然表现。
　　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各种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客观而不实在的东西”是大量地存在的。意识中的错觉以及事物的假象都可以说是客观而不实在的。它们之所以是不实在的，是因为它们的表现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实在──即有空间和时间上的直接表现，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的物质客体。就拿镜子中的物体映象来说吧！作为镜内的物体，它是不实在的，镜外物体的原型没有进到镜子之中。但它毕竟又是客观的，只依赖于镜外物体的原型而存在，随这个原型的改变而改变，是镜外物体及镜面反射光线在人的视觉中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对影像与物体的关系来说，对光与物体及镜面的联系来说，它既客观又实在。
　　从根本上看，“客观而不实在的东西”只能作为对物质联系普遍状态的抽象说明。唯其是物质联系，它不是通常意义上实在的东西，也唯其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客观实体才能表现自身存在的客观联系，这些不是通常意义上实在的东西，又是客观的，能在意识中形成由它自身规定的必然反映。再联系上面关于信息不确定性的探讨，我们就能再一次体会到：信息虽为“客观而不实在”的主要表现，却不是全部的“客观而不实在的东西”，信息存在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它的普遍性毕竟不能与反映──更不用说统一的物质相提并论。实际上，作为物质联系主要表现之一的信息，只是对应于分子这类客观实体的客观联系。我们不应低估信息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它所具有的哲学意义，但也不能主观地把它夸大到与物质并列的不适当高度。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肯定：通过信息哲学探讨所表明的物质联系与物质客体共同组成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的物质，物质联系和物质客体是物质客观存在时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
　　将信息理解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的哲学意义之三，是它促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更紧密结合。
　　哲学与科学这两种互相补充的知识，一开始就浑然堆砌在一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至今仍似各不相干，哲学依靠一些传统的抽象概念，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各自的实质、表现和作用进行纯理性的探讨，如用矛盾概念去概括事物的存在状态及其变化发展的动力和过程。现代科学则通过微观、宏观、宇观等物质客体的深入研究，为人类驾驳事物的变化发展，提供行动依据。通过信息的哲学探讨，我们获得了关于物质联系以及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新认识，已能据此确认：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最重要概念之一的矛盾，实质上可以看成为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两者的对立和统一。而现代科学，或者以研究物质客体为主，如传统的物理学、化学、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等学科；或者以研究物质联系为主，如数学、信息科学、思维科学以及类似于仿生学等等一大批新兴的边缘学科；或者以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连续转化的复杂过程为对象，如系统论、控制论、价值论、科学论等新兴的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哲学与科学在最基本的概念上已经进一步沟通，这就为两者的更紧密结合，为人类主观能动作用的更充分发挥，为未来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融汇哲学和科学这两种互促共进的有用知识，开辟了无可估量的光辉前景。
　　确认信息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的社会意义也有三点：
　　其一，它能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开发随处皆是无穷无尽的信息资源。
以上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使我们越来越深切的体会到，只要事物在变化发展中不断地产生较为复杂的必然联系，它也就有可能在同时不断地产生出新的信息。由此，我们即可联想到，既要从现有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去发现信息，又要自觉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更要把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作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客观依据。
　　事实上，开发或利用复杂的大量的信息，固然需要像电子计算机那样的高级先进的相应技术和设施，因而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外的动态，虚心地学习了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建立和完善以信息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努力缩短我们在这方面同先进国家的现有差距。但是，另有一些信息资源的开发，却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去进行。只要我们认清信息就是一类独特的物质联系的本质，自觉地建立起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经常的密切联系，自觉地从中提取信息，就能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信息交流，既不普遍，又不准确，由此造成直接间接的浪费，恐怕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方面蕴藏着的潜力很大。因此，尽可能确切地说明信息的本质和特征，增强人们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自觉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其二。它能使我们明白，信息产业的发展，固然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上的某些直接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改造传统的农业和轻、重工业，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社会生产中的某些需要，仍然不能不依靠相对稳定的物质客体（如大米、面粉、棉花、钢材、木材等等）来满足，在作为物质联系之一的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产业，不可能完全取代为人类生活提供物质需要的农业和轻、重工业。因此，我们应该兼顾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调发展，使两者相得益彰，以加速社会的进步。
　　其三，它能使我们在正确理解信息本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产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这是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需另作专题探讨。
 
 
 
 
 
 
 
 
 
 
 
第七篇、关于信息的哲学再探
　　本文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质，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从确定正确认识信息本质的基本原则入手，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结合实践过程不断地深化。本文在王培铎先生《信息概念与信息量概念的讨论》一文的启发下，作者对自己运用归纳法探讨信息本质的哲学结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说明了信息与反映和转化，以及它与控制论、系统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点，解释了信息与物质和能量的一个重要区别——共享性，并就我国今后探讨信息本质提出了吸收外国学术成果、发扬本国三大优势，以服务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五点想法。
 
一、探讨信息本质问题的重要性
　　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质，这不仅是一个涉及物质统一性、人类主观能动性、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如何确定今后发展方向、企业如何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个人如何取得最大人生价值的实践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专家学者们已经提出了数以百计的信息定义，至今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深入探讨，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普遍地以信息冠名已经开始的新时代。尤其在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国际上广泛重视的今天，信息作为一种具有共享性、无限性的社会资源，对信息本质的正确理解，将为各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这一关系着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长期活动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近读王培铎先生发表在《人文科学》2002年第4期上的《信息概念和信息量概念的讨论》一文，虽对他所表述的信息定义不能苟同，但该文对各种信息定义的归纳分析，对理解信息本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的精辟见解，却为探求信息本质指明了求同存异的努力方向，使作者得益非浅。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为了使我们民族的振兴更添活力，本文顺着王培铎先生所指引的思路，对信息的本质进行哲学上的再探讨。
二、正确认识信息本质的原则、方法和结论
　　王培铎先生在分析信息概念长期混乱的原因时指出：“…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说法，从总体上讲，一是用某一信息现象代表整体的信息概念，二是缺乏对信息本质属性的进一步研究，用信息的一般性属性代替信息本质属性所造成。”他认为：“反映某事物的概念主要由其特殊属性表达。…因而应选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殊属性表述。在讨论信息概念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把握信息概念，应从具体信息过程中及信息过程与非信息过程的差异中进行研究，然后从中抽象出本质特性。”“信息概念应是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的统一” 〖82〗。这些论述是正确的，“…选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殊属性表达”，以及“…从具体信息过程及信息过程与非信息过程的差异中进行研究。”更应该作为我们今后研究信息本质的两条重要原则，但王培铎先生在该文中所给出的关于信息概念的定义，即“…信息就是对事物间在相互作用中引起各种变化现象的总称。”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上述两条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客观存在的所有事物，无论内部或外部，都处于矛盾状态之中。矛盾的两个侧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它们之间就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并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且有相应的表现。如果“信息就是事物间相互作用中引起各种变化现象的总称”。那末，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矛盾与信息的差异，如何定位矛盾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呢？不仅如此，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反映与转化等概念，以及已成为现代科技重要支柱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它们全都涉及到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各种变化及其现象，我们又如何认识信息与它们的差异，如何定位信息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呢？这里是不是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王培铎先生关于信息定义的表述，是不是有“仅从信息的普遍性方面寻找答案”的片面性？是不是也难以体现信息的本质属性呢？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还使我们懂得：事物种类和事物过程有不同的一面，前者是相对静止的，能单独反映在人脑中，后者则是由事物种类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构成，只能借助于事物种类的状态变化或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事物种类才得以表现；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事物过程总是由相应事物种类的变化发展或相互作用形成，但事物种类也只能在事物过程中存在和表现。打个比方，整个世界犹如由事物种类和事物过程共同编织而成的立体网络，事物种类好比网络上的结点，事物过程则像结点间的连线，点、线间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它们共成一体。在客观世界中，无所谓点与线的区别和联系，它们只按内在的规律排布和表现。但人类为了把世界改造得更适于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点与线的不同和联系进行区分，以认识、运用它们之间的变化规律，有目的地掌握它们的变化结果。因为，人类只有通过事物种类才能认识事物过程，只有认识事物过程才能改造事物种类，所以，人们区分事物种类与事物过程，完全是依据认识的需要和实践的取向而定。与此类似，信息仅仅是信源所要传递的原有信息呢？还是由信源、信道、信宿三者共同组成缺一不可的整体（即信息过程）？这对客观世界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在人类的认识上和实践上却有区分的必要，并随主观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而定。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需要着眼，信息应该被确定为由信源、信道、信宿三者共同组成缺一不可的整体。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信息的本质属性不仅表现在它与其他事物本质属性的差异中，而且也表现为它是各类信息全都具有的共性。作者在《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曾借助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法，对各类信息的共性作过认真的分析，得出信息在哲学上应该被理解为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的结论。在细读《信息概念与信息量概念的讨论》一文之后，作者又作了较为深入、认真的反思，认为自己的表述虽然立足于信息的共性，还需要从属性差异的对比中进行论证，但更加符合王培铎先生关于研究信息本质的两条重要原则，能够较为确切地体现信息与反映、转化、以及信息论与控制论、系统论等概念的本质差别。
　　那末，信息与反映、转化，以及信息论与控制论、系统论等概念的本质差别究竟何在？为作说明，这里有必要先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事物的相互作用这两者的含意进行必要的比较。
　　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事物的相互作用有不同的一面：前者侧重于静态描述，后者侧重于动态反映；前者在内容上有层次性，后者在范围上较难区分。但它们又一致地体现着事物的矛盾状态，在一般情况下有共通性。对事物相互联系情况的研究，能够加深人们对相互作用情况的了解，尤其在探讨信息本质时，更以着眼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为宜。
运用归纳法，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反映和转化一般只涉及两种事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如：物、镜成像关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分子与原子、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等等。它们是事物间最基本的关系，也是构成包括信息在内的复杂联系的要素，但有别于包括信息在内的复杂联系。
　　王培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以张三告诉李四：“王五生病了”的谈话为例，对信息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生动说明，但他在作“…进一步设想，当只有说者而无听者（指人）时，是否就不存在信息过程了，不是，信息过程仍发生了” 〖83〗这样的解释时，却未免牵强附会。
　　诚然，王培铎先生的本意在于强调自然界中广泛的存在着没有人参与的信息过程和它们所产生的信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区别信息过程和非信息过程，如何界定信息概念。因为，“王五生病了”本来就是作为信源的李四所接收到由上一环节所形成的信息。在没有李四（即听者）的情况下，即使张三作为信源所发布的原有信息承载在空气中，也没有形成产生新信息的信息过程。空气虽因张三说话产生了相应的振动，承载了张三所发布的原有信息，但这只是事物间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改变，即空气直接地因张三发声的作用而产生相应的改变，此时的空气震动，没有包含它对李四所发生的作用，因而不同于有李四作为信宿存在时的情况。而且，李四作为信宿是通过对空气有规律震动（这种震动包含着王五生病这一信源的原有信息）的感受，并导致自己的状态改变（由不知王五生病到知道），从而形成了李四知道王五生病这一新信息的信息过程。空气因张三说话而产生的改变与李四因感受空气震动而产生的改变，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张三使空气震动与他通过空气震动使李四获悉王五生病，更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后者构成了李四知道王五生病的新信息。因而，在没有听者的情况下，只存在信源的原有信息和它对信道的直接作用，信道承载了信源的原有信息，但产生新信息的信息过程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自然界在它生存的亿万年间之所以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信息，只是因为在有些事物的联系中，甲与乙的相互作用能够必然地反映在乙与丙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三种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产生了新的信息，但不是所有事物变化发展过程全都符合这一模式。古生物化石固然包含着生成该生物本身及其生存环境的许多信息，但一块只经风化的普通岩石带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能够借助它了解自然界亿万年来哪一变化过程及其结果呢？
　　借助归纳法，我们还能认识到：作为现代科技重要支柱的控制论，通常要涉及四种或四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因为控制过程包含着信息的接收和使用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可能完全同一（否则它就只能作为产生信息的信息过程），它们必须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事物的区别，才能发挥控制作用。至于系统论，按照钱学森先生的意见和对系统结构的分析，它通常包括信息论和控制论，是两者的综合，更可以理解为事物间在相互作用中引起各种变化现象的总称。
　　确认信息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不仅可以避免因无法区分信息与反映、转化，以及信息论与控制论、系统论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而可能导致的认识上的混乱，而且能加深我们对信息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能量之间本质区别的理解，在总体上更加符合王培铎先生所提出的正确认识信息本质的两条重要原则。
　　王建儒和安先斌两位先生发表在《理论视野》2002年第4期上的《论信息的共享性及其实现的障碍》一文指出：“信息的共享性是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最根本特性之一”。他们认为：“信息的共享性是指信源发出的信息，经传递和转换作用，可以为广泛的接收者所享有，而信息量不变。”他们还对信息的共享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信息的共享性却表明，信息是不守恒的，这种不守恒可以归纳为不可分割性、不损耗性、再生性。…所谓再生性，就是指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可以产生更新的信息。” 〖84〗。
　　从哲学层次上分析，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和能量，是所有事物普遍具有的共同属性。它们犹如自然立体网络上的结点，物质是结点的质的表现，能量是结点的量的表现，这些结点依与它相连的连线而定，构成它们的连线变了，它们也就随之变了，只要构成它们的连线不复存在，它们也就不可再生。当然，两个固定的结点变了，它们之间仅有的一条连线也就随之变了。但在多个结点只有部分改变的情况下，结点间相应连线的变化就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现象。普通中学的平面几何知识告诉我们：2点之间仅有1条连线；3点之间就有3条连线；4点之间就有6条连线；5点之间就有10连线；n点之间就有n*(n-1)/2条连线；结点n的数量越大，其相应连线的数量也越大。在假想平面的情况下，同作为结点的物质和能量相比，作为连线的信息数量将会成倍增加，在实际的空间条件下，这个倍数增加更多，这种量的差别，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质的概念去反映。
信息作为事物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它作为一种资源在数量上原来就是物质和能量所无法比拟，它之所以具有远比物质和能量显著的再生性，也只是因为它作为复杂联系而存在。通过上面张三告诉李四关于“王五生病了”谈话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信源作为信息链中的一环，它所携带的原有信息，并不因为传递及转换的存在与否而有所改变，故信息表现出不可分割性和不损耗性。另一方面，经过传递和转换，信源的原有信息固然没有改变，但它因信道、信宿的存在产生了新的信息，总的信息量反而增加，信息具有再生性的根源即在于此。所以，体现在不可分割性、不损耗性、再生性中的信息共享性，客观地表明了信息只能是超过两种以上事物所构成的复杂联系，由此也印证了作者用归纳法研究信息本质所得出的结论。
　　总之，依据王培铎先生所指明的研究信息概念的两条重要原则，运用在科学发展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归纳法，从哲学上探寻信息与物质和能量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我们就应该确认：“信息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必要程度的必然联系。”
　　有必要指出：从认识论上寻找造成信息概念混乱的根源，问题就集中在人们至今犹未肯定事物联系与事物客体是构成事物本身客观存在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即矛盾统一体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两个侧面，因而没有把物质联系看成为物质客观存在的另一必然表现。人们仍然习惯地认为，事物联系从属于事物种类，对事物联系相对于事物客体的独立表现视而不见。我们从结构上对物质客体作了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物体固液气三态等层次区分，却没有意识到反映及转化过程、信息过程、控制过程、系统综合过程等等客观过程，与物质客体的结构层次有着基本对应的内在关系。为了适应并促进信息时代的发展，现在是突破这一思想框框的时候了。
三、关于我国今后研究信息本质的一些想法
　　信息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难以通过几篇文章的探讨或在短时期内获得关于它的本质的一致认识，就它的定义取得一致意见，作者至今所作的探讨，也仅为抛砖引玉。这也使得我们应在统一认识准则、采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锲而不舍的循序求进；应该更加自觉地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来验证我们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提倡不同意见的长期争鸣，容许在实事求是前提下的保留，把正确认识信息本质、统一确定信息定义作为既紧迫又长期的课题，群策群力的去求得解决。通过以上两节的探讨，作者产生了以下关于我国今后研究信息本质、统一信息定义的一些想法：
　　1、处理好吸收国外学术成果与发挥本国优势的关系。
　　关于信息的理论和实践，国外起步较早，现在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要敢于正视这个现实，虚心而认真地学习它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它们已经实践验证是正确的观点和结论，以及它们从现实出发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这一方面，作者认为我们不妨借鉴科技产品、经济管理上的一些成功做法，以自主开发为目的，走引进、仿制、自制、进而创新这样一条路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钱学森先生在《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中曾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国外的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他讲的许多道理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他本人并不自觉，反而公开声言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事例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不能局限于其他国家在有关问题上的语言、文字表述，更不能死抱成见，而应该注重实质。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真正做到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我们不仅要在探讨信息本质、发展信息产业上坚持这个原则，在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上，也应该坚持以我为主，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要时刻牢记：我们借鉴他人的目的在于为自己开辟前进之路，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预期目的。
　　2、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我国传播历史较久、范围较广、人们对它的理解较深的第一种优势，更加自觉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从正反两方面表明用这个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也会比较具体的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能使我们对类似信息那样的复杂问题作更深入、全面的分析。
　　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凝固不动的，正是通过对信息这样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正是通过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它才吸取到丰富的营养，保持旺盛的活力。在当前，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信息本质的深入探讨，丰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事物联系、关于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理性认识，使两者相得益彰。
　　3、实践作为认识基础、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地位的确立，是我们确切反映信息本质、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第二大优势。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注重实践在提供认识依据，验证认识结论，发挥认识在改造世界中指导作用这三方面的实际运用。
　　肯定信息的客观性，这是我国研究信息本质的基本特色，王培铎先生的《信息概念和信息量概念的讨论》一文又为我们树立起以总结现有信息概念为立足点的良好榜样。不过，今后关于信息的学术研究，不仅要及时总结己有的学术成果，而且应使研究获得的结论能够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的进行，时刻关注出现在实践过程中关于信息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广大人民群众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实践过程更有助于揭示信息的本质，我们应该从中提取信息的共同点和信息过程区别于其他过程的不同点，以此对照学术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我们的学术争论应以实践的验证为准绳，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论资排辈，更不能以抓辫子、戴帽子、下断语为能事。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可持续的无限过程，我们在实践中对信息本质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解答，我们也不能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这正如对物质的哲学认识至今仍有深化的必要一样。
　　4、我们研究信息本质还有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倍加珍惜的第三大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容纳各家的“双百方针”、以及可以作为所有学派求同存异基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尽管，世界上别有用心的人都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也确实遭受过重大的挫折，但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沧桑巨变的我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深的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竞争激烈、冲突不断的当今世界中傲然自立、重振国威的根本保证。我们在20世纪的曲折历程，正从反面表明：违背上述思想准则将会导致十分可怕的后果。尤其在信息时代，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发挥与时俱进的党的指导思想的凝聚作用，巩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信息的产生虽不以人类的存在为条件，但产生新信息的过程却能包容人类的自觉参与，并给人类以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因而，在统一人们的认识——尤其是像信息这样复杂的对象时，就需要人们有更加明确的求同存异、逐步深化的思想依据和行动准则。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好符合这一时代趋势，更能为探讨信息本质提供适宜的学术环境和正确的指导方针。
　　5、《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在分析“科学研究与经济及社会的关系”时，也涉及到哲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尤其在叙述“世界第三次生产力高潮——化工技术革命”的进程时，它十分明确的肯定：“德国的哲学革命给德国科学革命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85〗促进了世界科技中心由英国向德国的转移。这些事实启发我们，关于信息本质的哲学探讨，至少能为我国开辟一条加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路。因此，在揭示信息本质的渐进过程中，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停步不前，更不能唯外国的马首是瞻。我们要发挥自身的三大优势，在解决这一时代课题中，齐心努力，奋发争先，使我国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跨上新的台阶，全面推动我国社会的更快发展
                           
 
 

第八篇、正确理解规律的实质
　　本文内容要点：
　　正确地理解规律的实质，是人类改造世界改善生活的前提，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原苏联批判基因学说的重大失误入手，指明了它所宣扬的将规律限定于事物联系的片面性。并以现代科技成就和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为依据，提出了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的新认识。树立这种新认识，有助于人们实现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美好愿望
 
一、苏联批判基因学说失误的认识根源
　　1955年原苏联重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在解释规律的客观性时这样指出：“例如，植物的遗传性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就是人们不能废除或改变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这个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使植物的发展适应自己的需要。”〖86〗在其他一些条目中，它对探索遗传奥秘的孟德尔、魏斯曼和摩尔根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断言：“……认为遗传性是有机体的一种特殊物质，它位于性细胞的染色体中。”〖87〗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是一种荒谬的理论。”〖88〗不能彻底揭示有机体类型发展的真正客观规律性。
　　然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小至病毒，大到高等动物，一切生物的遗传物质都是核酸，脱氧核糖核酸DNA含有控制生物遗传特征的基因。美国生物学家贝维思和他的同事，在１９６９年首先分离出一个控制着糖代谢某个环节的单独基因；吉伯特研究组则在1978年6月把鼠的胰岛素基因插入到产生一种叫青霉素酶的大肠杆菌DNA链中，然后转移到大肠杆菌中去，结果大肠杆菌分泌出鼠的胰岛素来。不仅如此，遗传工程的发展已有可能使人们设想“……将一些不因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顽固基因，用特殊的‘剪刀’切断，然后把切断的部分再与其他基因结合，以改变它的遗传结构和某种遗传特性，使之符合人们的愿望，从而为创造新的生物类型来生产各种有价值的产品提供重要途径。”〖89〗它有希望在工业、农业、医药保健等各方面，结出光彩夺目的丰硕成果。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染色体也好，基因也好，它们都是有自己特征的客观存在，都是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的物质客体，而且它们都有着为它们自身规定的变化条件和变化规律。人们只有在对此有了足够认识、并且掌握了影响控制它们之间具体变化的物质手段之后，才能取得摆布基因或染色体的有限自由。同时，任何一种由人工培制出来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着人们愿望的新的生物类型，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它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的客观性。那未，为什么《辞典》的作者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所作的分析会被现代遗传学的实践无情的否定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则是由于人们对规律的实质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所造成。
　　《辞典》开宗明义的解释道：规律是“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现象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发展。”〖90〗它接下去叙述有关规律本质问题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其中虽不乏强调规律客观性的真知灼见，但处处流露着出于某些政治意图的先入之见。正是这种偏见，使作者们固执地认为，唯有生物体同它所籍以生存的环境之间才有可能存在稳定的本质联系，表现出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的规律性，因而无视生物遗传性状和遗传规律与生物自身的组成结构（基因）有关的客观事实，遭到了社会实践的无情否定。
　　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迄今为止我们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敢于正视国际上所发生的发人深省的巨大变化，我们就不难痛切地体会到：集中反映在《辞典》中的规律观，不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造成了十分明显的失误，在社会发展方面也产生了不容掩饰的消极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全都贬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产生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之一。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联系的计划经济规律就开始发挥取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作用，并且显示出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优越性，贯串在《辞典》有关条目中的解释就是这样。
　　然而，生产发展毕竟有它自身的连续性，经济发展也有它相应的法则，几经曲折，总结了经验教训的人们终于认识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至少在现阶段仍有其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尤其在我国，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重要作用，适时地增强了市场调节的机制，采取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以及用乡镇企业的商品生产带动农业发展等有效措施，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奋斗目标。尽管，我们仍有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待于认真的研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有待于我们探寻，唯其如此，我们更需要果断地打破上述片面规律观的思想禁锢，以实事求是精神去加深对规律实质的认识。
二、综观科技发展过程的应有结论
　　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这就是我们认真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当前社会发展情况、全面继承前人思想成果所得出的结论。
请看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有关情况：
　　情况之一：规律总是通过相应事物的变化发展发挥决定作用。规律的适用范围越是狭小，它的特殊性越是明显，它对相应事物的依附关系就越显著。恩格斯在谈到“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时，曾以水的液化规律作例指出：“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91〗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了“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醒目标题，并且十分肯定的指明：“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9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只要人们采取局部增压措施，自来水即能改变在自然状态下向低处流动的规律性表现，而遵循另一些特殊规律被压向高层建筑上的屋顶水管和水箱。
　　规律对于相应事物的依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在一个由多种事物组成的复杂过程中，往往有多种特殊规律能对它的变化发展起作用，但所有这些特殊规律都是通过对各自所支配的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变化发展发挥作用，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
　　以水力发电为例，它涉及到流体力学规律、混凝土硬化规律、电磁转化规律以及电力输送规律等等一系列不同的特殊规律。水电站的正常运行，自然是这些规律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然而，仔细分析水电站建设——尤其是运行的主要过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规律对相应的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相互转化时的决定作用，但无法想像这些特殊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尽管，混凝土大坝的截面尺寸和结构强度需要根据有关流体力学的计算确定，但真正把河水拦蓄起来的是按混凝土硬化规律设计浇灌而成的大坝实体，而不是设计大坝所依据的那些材料力学规律、结构力学规律本身或它们与混凝土硬化规律的直接作用（我们很难想像会存在着这种直接作用）。混凝土大坝一旦构筑完成，它即与千百年流动着的河水发生新的联系，使原有河道的水流、水量发生遵循流体力学规律而产生的新的变化，使河水具有带动水轮机发电的足够能量。但真正推动水轮机运转的又毕竟是内能大大增加了的水，而不是流体力学规律本身。同样，水轮机虽然是依据机械运动规律和电磁转化规律设计制造出来，但真正发出可输送、使用电力的是水轮机这种物质客体，而不是机械运动规律与电磁转化规律彼此间的直接作用。
也许，有的同志会问：辩证唯物主义所阐明的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所有领域，并且贯串于任一事物变化发展的始终，它何以会依附于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又依附于那种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相互转化呢？
　　从表面上看，对立统一规律似乎不依赖于任何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相互转化。不过，只要我们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正视对立统一规律无法完全取代特殊规律决定相应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这一事实，（当然，特殊规律也无法取代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这是由于任何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都不过是物质的具体表现之故），我们就不难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依附于物质的统一性，即依附于在人脑中形成最基本概念的物质存在的表现方式。
　　人所共知，由若干个局部组成的整体必然有它不容任一局部取代的独特地位，即它最能代表组成它的所有局部，否则它就不成为整体了，这是整体的绝对性一面。但它还有相对性的一面，它的相对性不仅表现为它的整体地位随范围、内容的不同而可能变动；而且也表现为任何整体都不可能把组成它的每一局部的所有性状全都包含在自己的内容之内。正如原子是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但原子并不像电子或质子那样带有各自不同的电荷，也不像中子那样具有极强的穿透性。由此可见，整体实质上也就是一类有独特规定性的局部，即整体与局部这对矛盾的—个组成方面。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变化发展的实际过程，除了必然地遵循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之外，还必然地受与之相应的特殊规律支配。不掌握与它相应的特殊规律，我们同样无法影响或控制它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这就表明：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是通过它所相应的物质统一性——即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化发挥作用，并因而无法取代特殊规律对相应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的依附关系。
　　那未，规律形成、发展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实践中都有这样的体验，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前后相随、左右相邻的连续性表现，亦即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具有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不同。为了正确反映和区分物质存在的这种不同，人们把不能或极小重复出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具体转化称之为偶然的（因此，任一偶然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一面）；把能够较多重复出现的上述转化称为必然的（因此，必然相对于偶然而存在，两者具有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并把重复出现到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称之为规律（因此，规律也有普遍和特殊的区分，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的），规律的实质即在于此。
　　情况之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必然的（亦即所谓本质的）联系，才是可供人们认识和利用的规律。然而，越来越多的新兴边缘学科的相继建立和实际应用，使人们有可能和必要对这种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再认识。
拿数学中的概率论来说吧，它就是以偶然事件为研究对象。如果偶然事件只能发生一次，那它确实没有丝毫的研究价值。如果这些事件能够重复出现，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的出现机会就可以通过翔实的统计，用概率这个概念去描述，并从中找出一些可资应用的科学规律。
　　再拿物候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吧，在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生长、活动与人类按二十四节气进行的农业生产之间，看起来似乎是表面的偶然联系，在农业没有发展起来之前，甚至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它包含着与庄稼同受该地区气象变化影响的必然一面，随着农业生产的连续进行，原来是表面的偶然联系也就重复展现，表现出人类必须遵循（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好收成的话）的规律性，并且终于被人们认识、掌握和利用，建立起崭新的物候学。
　　总之，许多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生动而有力地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只要人们选定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客观对象，它们就有一些相应的特殊规律可供人们探寻、掌握和利用。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我们所籍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中，事物变化发展的偶然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一偶然现象的产生都有它必然的根源，倘若必然的结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重复展现，它就只能表现为瞬息即逝的偶然现象；倘若偶然现象能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重复展现，包含在其中的必然一面就有可能深化为稳定的本质联系，表现为我们通常所指的特殊规律。
　　李惠国同志在谈到近几十年中大量涌现的边缘学科时曾经指出：边缘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一门科学的对象，使得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所以如此，固然可以作如下解释：因为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传统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有彼此邻接的边缘领域。这些边缘领域能够作为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使一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向另一门科学转移。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些边缘学科产生发展的实际过程，我们就能看出：其主要根源还是在于规律对物质客体及其物质联系相互转化的依附关系。
　　以仿生学为例，这门学科有—套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即选定生物原型——进行数学分析—一建立数学模型——设计技术模型——经过反复实践改正，最终求得对生物特异功能的工程模拟。这套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固然可以看成我们运用数学及其他非传统生物学方法研究生物的产物，而这样做之所以可能，也似乎仅与生物这种客观实体都有质与量的两方面规定性、任何生物都必须在适应环境中求得生存等等客观状况有关。这些理解应该说是正确的，不过，还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 若不是物质客体的变化发展使具有特异功能的生物得以产生和存在；若不是在特定环境的生活中形成可资人类学习的特异功能的生物，达到足够多的种类，仿生学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它那程式化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就难以形成。
　　第二、 若不是人的认识逐步深化到能够通过高度抽象的科学分析建立起对应于某种生物特异功能的数学模型的必要程度；若不是人的实践能力逐步达到了将这样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转化为工程装置的相应高度，仿生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有力的表明：客观规律并不是从外部对相应的客观实体的变化发展起支配作用，它们与一定范围内某类客观实体及其客观联系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轻忽的内存联系。因为，无论是特殊功能（它实质上可以看成为物质客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到数学模型的建立（它实质上就是物质客体在认识中的思维形式），还是从数学模型到模拟装置（它实质上就是认识通过实践与外界事物多次相互转化的产物）的转化；也无论是生物获得它独具的特异功能，还是人类创制的模拟装置，本质上都可以看成为由客观实体到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又由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到相应的客观实体之间多次连续转化的结果。
综观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以上两方面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得出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的结论。确立了这样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规律何以有普遍和特殊的区别，特殊规律何以有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它们又何以与物质的层次、结构一一对应；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的在掌握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去探寻不同层次、结构中的特殊规律，对这些特殊规律展开更深入切实的系统研究，以求得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更有效控制，增强我们在必然中取得自由的能力。
三、来自现代社会变化的生动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都致力于宣传这样一种观点：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普遍规律。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又分别受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决定的不同社会规律支配。一旦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作为其本质联系的规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辞典》一书就这样明明白白的写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规律，当这个生产方式存在时，这些规律就发生作用。随着这个生产方式的消灭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旧的规律就失去效力并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93〗
　　众所周知，原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社会经济和其它许多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因而，它的诸如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一些全局性重大措施，都曾被看成为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规律的典范，在其后成立的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里被当作模式推行，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然而，这种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严重脱离各国具体国情、忽视与此相关特殊规律的模式，不仅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效，反而加深了这些国家中的社会矛盾。类似于因批判基因学说所造成的社会停滞（相对而言）的严酷事实，终于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应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历史任务。这有力的表明：社会主义虽然贯串着一些共同的普遍规律，彼此间可以相互借鉴，但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客观实体使然；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作为一个较小范围内具有一定特性的客观实体，又必然地依附着由这个国家基本国情决定的特殊规律，不认识这些特殊规律，同样不可能在它所相应的那个国家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况，生产的发展虽然遵循着生产关系（包括管理制度）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普遍规律，但生产要素本身——如科学技术也能够形成直接关系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认识和运用这些特殊规律，我们同样无法实现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
　　更能促使我们对原苏联偏重事物联系的规律观进行反思的是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及其推动因素的解释。《辞典》一书虽然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条目中，对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基础以及作为社会进步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重要地位作了应有的强调，但它这样做的用意仅在于突出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没有顾及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且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趋向；也没有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它没有指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需要通过对生产力构成因素的劳动者以及生产工具的影响才得以表现；也没有指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同生产力的构成因素有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或破坏作用诚然十分重要，但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规律，体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必然发展中所获得的自由之中。铁器的使用，促成了封建社会的产生；机器、工厂、交通运输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社会主宰全球达数百年；现在，信息科学的建立，计算机微电子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在高科技产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经济，直接否定了曾被吹捧为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更成为人们的共识，它实际上也就是对生产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技能和知识这一规律性认识的有力证明。这些事实都足能启发我们在肯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需要对生产力自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寻其相应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领域，规律同样依附于社会实体和社会联系，表现为它们之间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

第九篇、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文内容要点：：
　　本文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解规律实质的不同侧重，较为详细的探讨了规律之间十分丰富的内在关系，对规律的发展性与系统性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以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一、侧重不同的两种规律观
　　确认规律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转化，这看起似乎与列宁的“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94〗这一论述相矛盾，但实质上两者是一致的：它们都坚持从事物本身出发去认识规律。虽然，两者的侧重确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造成。列宁处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激烈对抗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虽然也要从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共同性（如夺取政权），使他不能不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求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着重与人为自然立法等唯心主义规律观划清界限。但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和人们所要解决问题的改变，人们对规律的理解就必须深化，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看到，这两位无产阶级领袖在将马克思主义结合到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十分强调规律对相应事物的结构、性状、特征等自身规定性的依附关系，侧重于规律与事物本身对应的层次性和系统性。我们若想更加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继承和深化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规律观，对规律的本质作本文开头那样的表述。
　　毛泽东在1936年6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经清楚地指明：“由此看来，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95〗正是在这种规律观的指导下，毛泽东不仅研究了战争的全局、革命战争的全局、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而且，还历史地回顾了从1924年到1936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历程，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以及由此制定的战略战术，环环相扣地解决了战略防御中的退却、反攻、兵力部署以及战术运用等一系列问题。到了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更用精炼的语言，把这种做法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现已成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96〗毛泽东对规律的理解是独树一帜、丰富而系统的。
　　同样，邓小平在1943年写成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有两节专门探讨“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和“群众运动的规律”。邓小平引用彭德怀的看法说明“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他在批评几种机械论观点的同时，通过对一些生动实例的分析指出：“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97〗邓小平还示范性的概括出四条“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他强调：“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98〗全国解放以后，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列主义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在1962年7月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代表谈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针对习惯于搞全国性群众运动的片面做法指出：“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看来这是搞不通的。”〖99〗他在1978年12月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意义后，紧接着讲到：“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100〗
　　这些论述与毛泽东由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以及由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的思想完全一致。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以列宁关于“规律就是本质的联系”这一概括为依据的规律观，主要针对把规律看作人为自然立法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侧重于思想认识领域。毛泽东和邓小平则直接（相对而言）为着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而研究，更易于觉察规律与受它支配的事物相对应的发展性与系统性，其深度和广度都不是思想认识领域所能限定。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我们更应该深刻领会新中国二代领袖人物阐述规律性的精神实质，树立规律同相应事物紧密相联，内在关系十分丰富的唯物辩证观点，使之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二、规律之间十分丰富的内在关系
　　确认规律与相应事物之间相互对应的紧密联系，树立有层次成系统的规律观，我们就能自觉地对不同规律之间丰富多采的内在关系进行切实的研究，就能深刻的意识到：如同规律所支配的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那样，规律之间除了普遍与特殊、自然与社会、以及此为彼代的内在关系之外，还有相反相成、相辅相成、顺序产生、共成系统等等丰富的内容。
　　对于规律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总体活动中看到：产品公平自由的竞争，能促进市场的繁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伪劣假冒商品的泛滥，则会严重干扰正常的商品流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制定和健全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章制度，能保证企业协调一致的运转，产生良好的效益，倘若听任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则企业的命运将取决于该领导人的素质与能力。企业的这两种不同的前景，是两种相反相成规律的不同支配所致。
　　不同规律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之间实质上就是互为补充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既受它作为某一阶段的特殊规律支配，又受产生这一阶段的全过程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制约。例如市场经济的运行，既受市场竞争规律支配，又被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基本规律制约。再如国家调节市场的内在规律与市场引导企业的内在规律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状况。
　　规律之间顺序产生的关系也比较明显，一直为人们所强调的此为彼代的关系，实质上就是顺序产生的具体表现。事情十分清楚，在商品经济未发展成市场经济之前，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商品经济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不仅有时间上前后相随的关系，在内容上也有承续互补的关系。
　　至于说不同规律能够共成系统，这在系统论得到深入研究广泛传播的今天，也不难理解。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大系统中，从行业上，可分为农、林、副、牧、渔、重、轻、商等等不同的子系统；从地域地形上，可分为沿海、内地、高原、平原、山地、丘陵，以及东南西北中等等有不同经济特色的地区，从行政级别上可分为中央、省市、地县、乡村等单位，它们的经济发展既遵循各自不同的特殊规律，又受国家的统一指导与调控，处于相互制约之中。国家要均衡持续地发展国民经济，各行业、各地区、各单位要想在繁荣市场中占得应有之地，都不能不兼顾规律的系统性。在规律的系统性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作出有力的证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就是已知化学元素各种基本性质按规律变化；这些规律能够共成系统的鲜明表现。高中物理数学复习书藉中罗列的牛顿三定律，自由落体，上抛物体，斜抛物体的运动公式，以及数学中，方程式求解，直线三种关系和它们的相关定律，全都是特殊规律具有系统性的必然反映，只不过人们对社会规律（包括经济规律）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层次性和系统性而已。
　　总之，规律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的系统性，虽然只能通过由它们各自支配的相应事物反映出来，规律彼此之间不能够直接地相互作用，但事物的变化发展及其结果既然由它们的内在规律决定；它们的内在规律既然与这些事物的变化发展相互依存，根据规律与它所支配事物变化发展的对应关系，深化我们对规律发展性、系统性的科学认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点浅见
　　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有一个相互衔接的渐进过程，它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四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2、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至十三大前，主要提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
　　3、十三大到十四大前，主要提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
　　4、十四大后，主要提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仔细分析这一已成为历史的客观过程，我们就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支配着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经济规律，如同它所支配的经济活动本身那样，是稳定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每一阶段的经济，如果没有必要的稳定性，就不可能求得发展；而没有与人民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发展，经济就不可能保持稳定。与各种经济活动相伴而生的相应规律，虽然在表现上不象经济活动那样多样，易变。相应规律只能作为经济活动的变化发展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必然表现，但经济规律决不是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更不是纯思维推理的产物。在20世纪50-60年代，深受原苏联思想影响的人们，过份强调规律与易变现象相对立的不变性，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断言社会主义一旦取代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随之取代市场经济，并且是无可改变的经济模式。然而，几经曲折，人们终于认识到，原先被当作医治生产无政府痼疾唯一良方的计划经济，存在着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信息，不能充分调动个人、企业、部门、地区的生产积极性，以及易受主观愿望和长官意志支配的致命弱点。它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不适应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继承发扬，终于使我们党逐步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这一转变的完成，有力地否定了计划经济所赖以确立的片面的规律观，乃是人们注重规律与相应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正视规律的发展性和系统性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本质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规律观的继承与发扬，我们理该更加自觉地运用这种规律观，更好地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首先，我们应该加深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规律观的理解，大力普及他们的规律观，努力造成一种上下同心、人人自觉，探寻既有共性又各具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系统，以作为协调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会无规律的运行；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的规律，国家调控有国家调控的规律，各省市县乡有与各省市县乡的历史和现状等条件相关的规律，市场引导企业，企业适应市场也有它们的相应规律，甚至个人投身市场亦应认识决定其成败的必然性。其间还有行业、职业、环境、素质等等所形成的区别。尤其在21世纪，我国大力开发西部的决策已逐步实施，参加世贸组织活动更使我国面临新的问题  ，国内外的现实都有极其深刻的变化，新的更多的客观规律有待于我们自觉的探索、认识，如果我们的国家能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切实认识、掌握和运用这些各有特点、共成系统的相应规律，并通过长期的实践使之不断地深化；使我国的人民都能自觉的认识和运用支配着自身生活的相应规律。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防患于未然、处变于主动，永远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该更全面、更深刻地研究自身与规律的辩证关系，寻求运用规律的更有效方法。
　　以往，人们着重谈论人类只能认识规律、运用规律、才能实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除此之外，似乎人类在一切规律面前，全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这种看法本身就不符合辩证法。本文的分析表明，对于某些或某一特殊规律来说，人们可以根据它与相应事物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自主的选择。或者通过对新事物的设计，使体现在其中的特殊规律发挥现实的作用；或者通过对旧事物的改造，使与其相应的特殊规律失去作用。在这一方面，人们可以像改造自然事物那样大显身手。正如我们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客观存在意义上的物质，但能够有条件地改变它的具体形态，创造新的物体，甚至物种那样。
　　回顾新中国50多年来的建设历程，堪称迂洄曲折，放眼当今世界，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振兴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必须不断地增强在必然中夺取自由的能力。正确理解规律的实质，切实探求规律的发展性和系统性，有效的掌握和运用规律，将是实现上述愿望的重要保证。

第十篇、树立辩证的实践观
　　本文内容要点：
　　人类依靠社会实践不断地改造世界，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实践的重大意义不可低估，但把实践提高到无所不能、取代物质第一性地位的不适当高度，则将导致自然的报复，造成事与愿违的可悲结局。本文从实践与实事求是、历史和现实、根源和意义三方面，说明了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的重要性。
 
　　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实践观，应不应该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与实践观念作一比较，这看起来似乎节外生枝，实际上却涉及到每一个人如何立身行事，牵涉到每个国家如何求得全面的发展，很值得人们认真的研究。
一、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综合国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固然有赖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及时开展，但根本上却得益于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片面强调实践的能动一面，无视或者轻忽实践的被动一面，尤其是颠倒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正确道路。从表面上看，实事求是是进行社会实践的起码要求，是实践活动的表现方式，不进行社会实践就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乃实践的应有之义，可由实践包容，有的学者因此把实践提到取代物质本体地位的不适当高度。不过，只要我们深入全面地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认真总结人类改造世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实事求是一词的外延要比社会实践一词广阔，内涵也非社会实践一词可代；实事求是是深刻理解实践意义，进行有效社会实践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既休戚相关又各司其职，前者是主，后者为宾，明主不可无宾，喧宾不能夺主。主要依据有二：
　　第一，毛泽东对实践和实事求是所作的不同解释。毛泽东在1936年所写的《实践论》一文，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了必要的强调，但他同时顾及认识内容和实践目的因所涉事物按自身规律不断变化发展而不得随之作出的相应改变。他在谈到人们预定思想、政策、计划、方案的改变时，十分深刻地指明：“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101〗可见他并没有把实践夸大到取代客观过程及其表现的不适当程度。他在1941年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还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涵义：对“实事”、“是”和“求”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准确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所指的“实事”在与人类发生以实践为特征的直接联系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其他不同于人、物关系的物、物关系。尽管，从理论上看，一切“实事”都会直接间接、或早或迟地成为实践对象，被纳入实践领域，但实践既然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只有在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的前提下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那末它无法包容全部物、物关系的道理就不言而喻。这就表明：“实事”一词的外延不为实践所限，与此相关，作为“实事”之间内部联系的“是”也同样保持着不被实践取代的内容。我们之所以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是因为贯串在这些区域基本特点中的规律性始终保持着只被实践利用，不因实践而丧失第一性地位的客观性质。毛泽东关于实践与实事求是的不同解释，清楚地表明了实践与实事求是之间内在的主宾关系。
　　第二，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决定性支持是他继承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鲜明表现。1978年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02〗这就表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是邓小平之所以坚定地支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根本依据，而实践标准的确定本质上乃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重要体现。
二、历史的鉴戒
　　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20世纪50－7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我们就会懂得，投身实践固然十分重要，但实践成效的获得却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符合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取决于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凭心而论，毛泽东无愧为勇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大师，然而，他的一生既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失误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实践既有能动一面，又有被动一面；不发挥它的能动一面只能作自然的奴隶，而不注重它的被动一面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只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才能保证我们的实践取得预期的成效。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多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国家民族的振兴，进行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写下了献身社会实践的感人篇章。然而，在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党内左右倾思想的支配，革命只能在曲折的道路上徘徊。毛泽东之所以能挽救党和民族于危难之中，倚仗于他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观点对当时中国被列强分割、各地军阀混战的基本国情进行了透彻而全面的研究，并且随着日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现实变化，及时调整全党的政策策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著名观点的提出堪称为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典范。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提出更是他按照“实事”的演变，“是”的转换及时调整实践内容的极好榜样。他之所以能对实事求是一词作出科学有据的深刻说明，是他精研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身体力行的思想成果，决不是盲目的实践所能使然。
　　仅从实践着眼，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是“创造性”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只给亲身经历者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使我们这个在中兴之路上起步不久的人民共和国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痛定思痛，同一伟人进行无畏实践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主要取决于他是否遵循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在于他主观地设想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人为地贬低经济规律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因为毛泽东轻忽实践，而是由于他据以实践的思想认识不符合当时的客观现实。两相对比，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原则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继承发扬实事求是光荣传统、树立辩证的实践观的必要性也于此可见。
三、现实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村又是以部分农民自发的探索“包产到户”为起点，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无畏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就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实践才能使人们开拓新路，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不进行实践，实事求是不过是一句空话。
　　关键在于，那些探索出“包产到户”新路的农民为什么甘冒风险进行尝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冲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思想禁锢呢？据汤应武先生所著《1976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介绍，1978年12月以秘密会议书面保证方式明确“分田到户”的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没有外出的18户农民，是因为安徽省在该年夏秋之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们为饥饿所迫为求生而动。这些农民虽不一定有“实事求是”的明确观念，但他们对“实事”（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制约实践（不能再以20年来吃大锅饭的方式从事农业活动）的体会更加深切；他们虽没有研究过决定“实事”演变结果的“是”，但却有改变做法另寻出路的明确意识；他们之所以能使本村当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多斤，是由于他们的“求”确切地反映了发展我国当时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他们虽无“实事求是”之言，却有“实事求是”之行。这同样体现出实事求是指导社会实践的极端重要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农村改革实践继续进行的1985年，由于人们过份陶醉于1984年所取得的农业大丰收的喜悦之中，却未能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恰当地处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与发展粮食棉花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党和国家在该年初提出的十项政策虽然也取得了某些预期的成效，但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地影响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据《1976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介绍：1985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滑坡，粮棉生产大幅度下降，1985年比1984年粮食减产280多亿公斤，棉花减产211万担，比1984年减产三分之一。此后，连续几年，粮棉生产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而棉花生产直到1991年还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事实再次表明，实践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
仔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它们虽然都是通过创造性的实践获得，但根本上取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执行。拿经济特区的设置来说吧，它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新创举，但它借鉴了许多国家、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这种借鉴本质上就是对“实事”的观察，以及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特区经济的繁荣稳固诚然由实践证明其成功所致，但根本上依赖于设立特区的政策措施符合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我国沿海省市的客观实际，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1995年出现在我国股票市场上的风波也很值得我们深思。据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一文介绍：从1996年4月份起，“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国内经济连年稳步增长，由于当时临近香港回归的期限，一些国有企业以大户面目出现进行“一掷亿金”的股票炒作，某些金融部门也违法卷入，加上部分舆论的推波助澜，绝大多数股市参与者都陶醉在借机发财的迷梦之中，股市出现了非理性的“暴涨”。该文以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本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历史情况为例说明，股市有涨必有落，它的暴涨暴跌无论对投资者还是社会，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文章提醒人们注意：股市在人人都可以致富的假象下隐伏着人人也会倾家荡产的相应风险，并且殃及社会和国家。该文在精辟分析历史事实和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全面阐明了我国规范股票市场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从而把股票市场导入理性运行的轨道。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无论古今中外，实践都不可能不受按自身规律变化发展的“实事”制约，是否接受“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在实践上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确实值得我们自豪，但贪污腐化之风的凛冽、下岗职工的增多、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等等负面效应的产生也不容轻忽。过分强调实践的能动一面，尤其是以实践取代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指导作用，不利于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利于我们兴利除弊。
四、根源和意义
　　通过以上关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与实践观念的比较，我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实践有着受制于“实事”和“是”的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在当前有着不可轻忽的现实意义，实践的能动性一面易为人们直观的了解，因为人们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的各种需要无不通过社会实践得到满足，它在人们探讨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过程中更得到理论上的确认。给实践的能动性以应有的强调，这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它对实践被动性的掩盖则使我们国家付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巨大的代价，只要决策者违背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今后仍有可能遭受自然的严厉惩罚，对此决不可无动于衷，等闲视之。实践的被动性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与事物关系中得到表现。虽然人们常常不自觉地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取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着相当重要而明显的区别。
　　首先，哲学上曾有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区分，哲学家们虽然意识到在研究主客观关系时只能立足于作为主客观中介的实践，但主观和客观是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虽由实践区分，但并非因实践产生，故实践与它们的联系方式就必有不同。着眼于实践与主观方面的关系，探讨认识来源、认识过程、认识结果的判定等等问题，理应归入认识论范围；着眼于实践与客观方面的关系，探讨事物如何变化发展、人类何以产生、思维何以能动等关于世界统一本质及其相应表现等等问题，则应属于本体论范围。两者各有所指，不宜混同。
　　其次，从世界的发展性着眼，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众多产物之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能依靠同客观外界进行能量交换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与外界既是后者被前者认识、改造的关系，同时也是前者藉后者繁衍、由后者构成认识内容的关系。认识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可以看成自实践始，但生存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却由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演变而来，并不以实践为起点，更不是实践所能完全代替。人类始终无法改变外界事物按其自身固有规律变化发展的客观属性，便是明证。
　　再次，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上考察，人类，包括她的实践活动仅仅只是客观世界的组成之一，而不是客观世界的全部，因而它不能不在根本上受制于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最普遍规律。这种无可改变的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着眼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对实践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应顾及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来并且承袭了生命活动所必须正确解决的自身与外界关系的根本前提，从而把视野扩大到人类与自然这个范围更广的客观关系上去，对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在肯定实践改造世界能动性的同时，承认它受客观规律制约的被动性。
　　实践的被动性有下述两方面的主要表现，其一，作为取得正确认识唯一手段的社会实践不可能任意地规定认识的实质性内容；不可能完全取代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物按内在规律变化发展的客观性质。实践活动既受主观认识深度的制约，又被所涉事物的展开程度及相应规律所规定。其二。实践的效果清楚地表明：它自身只能作为有目的活动与无目的活动的统一体。实践的目的性只能涉及已知的有限种类的事物，对这些种类以外的其它事物来说，实践便没有预期的目的可言，未知的其他事物虽然也因实践而变，但其结果往往不受社会实践的控制，仍然保持其固有的自发性。人类之所以屡遭自然的报复，1958年大跃进之所以适得其反，实践之所以不能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其根源即在于此。
　　确认社会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才能使我们的思想真正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形势发展。因为，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人的实践去配置各种资源，规划社会经济，防止生产无政府主义状态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整个社会有序的运行。这种设想对饱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之苦的人们来说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以无情的事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计划经济的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任务的提出事实上承认了客观规律在支配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地处理了事物发展内在规律与实践的主宾关系，体现了因势利导的实事求是精神。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能无视实践被动性一面的客观存在呢？尤其在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大一部分人还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转的变化，还缺乏投身市场所必须具备的风险意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又产生了改革开放所不可避免的新的情况；还面临着加入WTO后的新现实。我们的民族在国际上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这样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实践的被动性一面，树立辩证的实践观，指导人们正确地对待意外情况的发生，主动地寻求支配事物变化发展的相应规律，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确认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还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禾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类在生物工程、基因重组、新材料研制以及信息传播等等方面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使不少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人类仅在思维领域内进行纯思维的演绎、推理，也能够获得富有社会效益的实际成果。然而，即使像哲学那样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也必须以人类所能观察到的所有“实事”作为依据。思维活动能否产生富有效益的社会成果，知识经济能否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它们所指导的实践活动是不是潜藏着负面效应，这些都有不依人类愿望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产业革命虽然使人类社会财富得到了空前的增加，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终于使有识之士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概念。前车可鉴，我们在从事现代科技活动时，在发展知识经济时，也应以实事求是为本，全面权衡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一叶障目，自以为是，只能把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引向歧途。
　　确认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还能使我们的民族不断地取得必然中的自由。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战略目标的提出，使我国的政治教育和理论研究，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失去了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度拥有的重要地位。不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毕竟根源于物质既有不同又相联系且按相应规律变化发展的辩证存在方式之中。一个人要想处理好一生中必然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自己的学习、工作获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使自己的生活充实丰满、富有情趣；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稳定谐美的政治局面，要想求得经济稳步持续的发展，要想建立日趋完善的社会制度，都不能不借助于综合了几千年文明成果的哲学思维。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越是深入，他们这方面的感受也会更加强烈。时代的发展需要人们积极的行动，更需要人们在行动中牢牢掌握事物变化发展中的主动。树立正确全面的实践观，将是人类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步。

第十一篇、认识来源于事物的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
本文内容要点：
　　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获得预期中的成效，了解认识来源的重要性于此可见。本文从认识的发展历史、现代科技的研究成果、以及某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开始于偶然现象的观察这三个方面，论证了认识来源于事物的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并将它与对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矛盾的另一种理解，作了根本性的比较。
一、探讨认识来源的基本途径
　　人是依靠正确的认识去改造世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正确的理解认识来源问题，不仅能为每一个人的行动提供取得预期成效的可靠保证，且能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决不可以一时一事的需要轻下断言，而应该真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从探讨最能体现认识来源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社会现实中的典型事例入手，全面深入的细加分析，以求得日臻完善的正确解决。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本文进行旨在引起各方关注的探索，抛砖引玉。
二、观点和依据
　　认识来源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化在人脑中的反映。作出这样结论的根据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根据之一，人类的认识起始于原有物质客体（即自然界长期演变的天然产物）的直接利用，拿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稍离的火的使用来说吧，虽然，现代人们关于火的本质的理解；关于如何获得、利用火的知识，确实从反复的实践中总结出来。不过，考古学发现石器时代用火遗址只存在保留火种痕迹的历史事实，以及自古留下各民族关于英雄人物盗用天火的传说故事，都这祥那样地表明：人们在学会人工取火之前，是通过对天然火的保存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动物利用自然物来维持自身生存的行为，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天然火的使用，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复杂的技巧，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可以看成为实践培养出来的特殊能力。但它毕竟仅比鸟儿衔拾树枝筑巢；猩猩叠木箱摘取悬挂食物等动物本能稍进一步，仍是通常意义上的行动。它们之间仅只有被利用对象物种类上的区别。
　　而且，这种或许由雷击引起森林着火；或许由其他自然变化（如火山迸发）而引发的自然火，毕竟是由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客观实体1之间的原有联系发生变化（如云团所带电荷积聚到足以向地面放电的足够程度）；导致相应的客观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如被闪电击中起火的树木）。它表明：早在人类进行有预期目的及相应手段的实践之前，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类似于产生自然火的相互转化，就已经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官；在人体感官中留下相应的映象，成为认识中最原始的感性材料，成为实践变革的前提。
由此可见，不论实践活动在深化关于火的认识中如何重要，一个同样不容轻忽的事实是：没有客观实体彼此之间在未经人类干预下自行引发的自然火，人类关于火的使用就无需从保存火种开始。
　　从历史发展着眼，认识产生于物质客体和物质联系相互转化对人体感官和人脑的反复作用。因为，物质联系本身就将物质客体同人体感官的直接联系和人脑的间接联系包含在内。虽然，物质客体对人体感官的反复作用并不能产生完整的认识。完整的认识只能通过人类的主观方式才能形成和表述。尤其是对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相互转化所构成的变化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更只有通过人类参与变革的反复实践才能获得。但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相互转化在认识中的起始地位，却不容轻忽或否定。个别物体与人体感官的直接联系和它对人脑的间接作用，毕竟也是物质联系的具体表现之一，而且是感性认识的直接起源，它保持着不可能被实践完全取代的客观一面。否则，古代人类就无需积年累月珍惜无比地保存火种，拜火教徒也不会将火想象成神明去顶礼膜拜。
　　根据之二，仿生学的建立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人深省地表明：自然过程与实践过程表现上虽然各异，但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交织成统一的认识来源。
尽管，仿生学的建立丝毫也离不开实践，不经过实践就不会产生这门硕果累累的新兴学科。不过，作为仿生学研究对象的生物原型，毕竟是生物自然进化（这种出现在人类产生之前的进化过程与实践无关，纯粹是生物在适应其生存环境的长期演变中逐渐形成）的产物。这些生物之所以被人们选作仿生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只是由于它们具有并且显示了引人注目的独特功能。没有它们的出色表现，同样不会产生这门前景广阔的边缘学科。而且，这些生物之所以能在长期的自然演变中形成功能独特的器官或构造；人类之所以能够摹拟这些生物器官或构造；摹拟这些器官构造以获得类似独特功能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根本上也只是由于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有条件转化的辩证关系：由于这种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能在人脑中形成相应的反映。
　　总之，造物的神奇和智慧的巧夺在仿生学的建立中确尽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在认识中都能留下各自的印记，共同构成认识的来源。我们还应该看到与此相反相成的另一些情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由单纯地解放体力进入到与解放脑力并重的新阶段。巨型计算机的研究，微型机的普及，智能机器的设计制造，以及脑电图变化与思维之间有着对应关系这一现象的发现（尽管它还只是一个开端），正在使思维的神秘色彩日益消褪，与思维相伴而生的物质过程（或者说思维的物质本质）日益强烈的吸引着众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正是意识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不仅简单的同感觉相似的识别功能，能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感受器——即为无生命的装置所代替，就连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某些判断推理过程，现代科学家也能够以无生命的复杂装置去摹拟。
　　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已用不容置疑的事实表明：原来只作为思维特性的数学演算和逻辑推理过程，已能十分可靠准确地在电子计算机运行中实施。一位现代心理学家更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著文介绍：当人们注意力集中，有思想准备或作随意运动前后，都会出现一些有规律的脑电变化，通过对这些脑电变化与人行动联系的详尽研究，人们就能在通向知道你在想什么之路上取得进展。
　　所有这些值得人们自豪的成就都在启发我们：感觉过程、认识过程，其实质同样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相互转化的相应表现，它们虽然显著地不同于物理、化学的自然变化，但彼此间又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和血肉般的内在联系。面对着这种自然过程与人的有目的活动日益交融的历史趋势，我们怎么能一叶障目地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有目的过程去完全取代本质上仍按自身规律变化发展、并能给人体感官以直接作用的自然过程呢？
　　根据之三：即使到了实践已经充分显示其无与伦比重要作用的科学昌明时期，物质客体与相应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也仍能以不容实践取代的必然性质，在人们没有意识到之前，就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地介入实践过程之中，直接间接地作用于人体感官，迫使人们通过更进一步的实践去深化由此产生的感性认识。近代科学发展中一些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发现，往往起源于个别科学家对某种偶然现象的观察。这一类事例就足以启发我们更全面的理解认识来源问题。
　　拿放射性现象的研究来说吧，这方面的研究揭开了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序幕，虽然，人类关于放射性现象的科学知识，只能通过实践取得，但发人深省的是人们探求放射性现象本质的实践活动，竟然开始于某种感光现象的偶然发现。
　　史实表明：１８９５年伦琴偶然地把一包密封的未显影底片放在阴极射线管带磷光一端，发现它异乎寻常地爆了光；１８９６年，贝克勒也是偶然地把硫酸钾铀与未显影的底片放在一起，也发现底片莫明其妙地爆了光，这才促使科学家迈出研究放射性现象的第一步。
　　从一方面看，倘若当时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并没有发展到能够制成阴极射线管，感光底片和硫酸钾铀等客观实体的足够高度，伦琴和贝克勒的发现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不容置疑地表明，放射性现象的深入研究，确实离不开实践。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个已成为史实的放射性现象的研究起点上，我们既看不到预期的实践目的，也看不到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或工具。必然的放射性现象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探索的客观对象，更谈不到对其可能产生的原因和结果有任何设想。当时有的只是硫酸钾铀按它自己的性质不断地释放出射线，与放在它影响所及的感光底片发生前所未有的客观联系，并使底片感光这样一种自然的辩证过程及其结果，以及这种结果对人体感官的直接作用和在人脑中的反映。实践虽然为这一自然过程的实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并为人们获得系统的放射性知识开辟了途径，但它并不能取代这个自然过程本身。这个过程只决定于硫酸钾铀的放射性，底片的感光性，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必然性。
　　青霉素的发现和橡胶的使用都与此类似。这些典型的事例生动地表明，即使在人类通过实践，将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界改变得面目全非之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依然保持着由它们自身规定的规律性。它们将仅按自身规律变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不依人们意愿为转移地作用于人体感官；交织于实践过程之中，影响甚至决定实践的继续进行，并从根本上规定着由此而生的认识的实质性内容。
　　这一理解还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中得到印证。信息论的建立和广泛应用令人信服地表明：在一定意义上，知识就是人类从包括自然过程在内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信息。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信息源。而人体感官以及实践创制出来的仪器设备，便是这些无穷无尽信息的接收器。这些信息使人体产生感觉，积累成知觉，形成表象，并为相当于译码器的理性认识提供极为丰富的素材。如果我们不承认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相互转化而成的自然过程对人体感官和人脑的作用理应作为认识来源之一的应有地位，我们就不能不进而作出结论：这些包含着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特有内容的信息，也依赖于实践才得以发射、传输，而这明显地违反了经实验所得的科学结论和生活的基本常识。因为，类似于暴风雨时电闪雷鸣等自然变化，至今犹在不以人们意愿为转移地发生着，刺激着人体的眼晴和耳朵，并在人脑中形成相应的反映。
　　由此可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所组成的系统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由内至外，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自主地截获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外部信息。另方面，由外至内，客观实体与客观联系相互转化而产生的新的客观实体及其客观联系，也能够通过它们与人体感官的直接联系；通过它们对实践过程的介入，将自身特有或所带的信息，不依人们意愿为转移地输入人脑，为人脑所接收，成为认识中的感性素材。我们在探讨认识来源时，应该兼顾这两方面的客观现实，决不可以此代彼，偏执一方。
三、对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矛盾的不同理解及比较
　　认识来源还涉及到诸如对马克思著述，实践与认识关系等等有关闩题的正确理解，它们需要另作更加全面深入的专题探讨，但主客观关系的建立是产生认识的重要前提，这里不能不作必要的说明。
　　从严格区分概念这一需要着眼，意识是人脑特有的属性，认识只为人类所仅有，主客体关系必然具有不同于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特定含义，主客观矛盾也只能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些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立足于历史发展、社会现象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主客体关系毕竟只是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延续，它们之间至今犹有千丝万缕相互交错的密切关系，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的意识，虽然赋于生物与环境关系以主客体关系的新义，但由于人类的意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依赖环境维持生存的基本格局，没有也不可能割断生物与环境以及主客体关系作为统一过程中仍存辩证关系的两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或规定环境直接作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方式和内容。因而，人类的意识无法在实际上真正地把主客观关系完全封闭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不应将环境中自然变化对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一厢情愿地排除在认识来源之外。每一个对生活深思熟虑的人都会深切的感受到，尚未为人类认识的自然现象依然每日每时地制约着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思想意识的有关方面，探索这些外在于人力和意识的自然奥秘，至今仍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生存而不得不经常考虑、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不实事求是地肯定这些本质上几乎是无可改变的客观现实，势将使我们陷于作茧自缚的可悲境地。
　　有的同志为了突出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提出这样一种论点：主体有目的地使用工具，能动地接触和改造客体，正是认识产生的源头。他们以人类对细菌的认识为例作过如下说明：比如细菌这种小生物，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客观地存在着，但在巴斯德在显微镜下寻找它们之前，人们并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存在主客观的矛盾。
　　诚然，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细菌以及随后人们通过实践对细菌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变革和研究，开辟了人类认识细菌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实践活动确实使主客体关系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确实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手段。不过，涉及到认识的来源，我们至少还应该注意到下列三方面的基本情况：
　　第一，如果不是细菌这种微生物在自然界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到生物界的长期演化中，以自己的独特表现占得作为物质客体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细菌对光线的反射作用以及它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体的辩证联系，人们就无法把它们拿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也不可能获得关于细菌的科学认识。
　　第二，如果细菌不是作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有关生物的异已力量，直接影响着生物体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细菌直接间接地造福于或者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人们就不会感到有将细菌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并进而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人们用显微镜观察细菌虽然获得了有关于细菌结构、性状等方面的大量知识，但显微镜本身并没有给细菌增添什么性状。细菌在随后的受控变化发展中，也仍然作为一种异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客观实体，保持着遵循自身规律变化发展的固有本性，并以此规定着认识的具体内容，决定着实践过程及其结果。
　　这三方面的客观情况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主客观矛盾虽然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由生物对环境的依存关系演变而来，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主客体关系至今保持着生物与所处环境相互影响互为依存的本质特点和实质内容，我们在探求认识来源时，应该实事求是地把思路拓宽到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相互转化对人脑的作用中去，应该肯定人的认识如同生命活动那样，既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又不断地同外界沟通。
　　总之，对于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矛盾问题，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是：未经实践变革的客观存在本来与认识无关。作为物质存在表现方式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是否存在辩证关系和变化发展过程，我们在实践前无法了解，无从确定。只有通过实践，人们才能建立起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把客观实体一件一件地移入认识领域，使其成为认识对象，建立起它们与人类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的认识才得以产生。
　　另一种理解则是：物质世界永不停顿地辩证发展着，一切生物都是物质发展到相应阶段的产物。生物进化的实质，就是生物同环境能量交换和相互作用方式的改变，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最终地脱离动物界，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行掌握了足以单向改变其生存环境的实践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在同环境的相互作用辩证发展的持续过程中，经“学习”而逐步获得了这种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的实践能力。物质世界的优先地位不因实践能力的增强而改变，物质客体向感性认识对象的转化也有可能通过它对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而开始。反映在人脑中的事物变化发展作为认识来源的客观地位不容否定或轻忽。
　　显然，前一种解释需以假设未经实践变革的物质世界原来并不可知，它有待于实践发掘或赋予活力为前提。这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也同其他科学的众所周知的结论——人类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相违背，不足以作为论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可靠依据。

第十二篇、再谈认识来源问题
　　本文内容要点：
　　为了深化对认识来源的理解，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关于认识来源问题的一场尖锐争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论述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联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说明了实践之所以无法完全取代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作为认识来源之一地位的原由，希望年青一代能对认识来源问题详察、深思。
一、历史的回顾
　　1980年下半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哲学界曾接着展开关于认识来源问题的尖锐争论，焦点集中在肯定还是否定“实践是认识唯一来源”观点上，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回顾当年的有关情况，进一步说明如何正确评价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有些学者当时曾提出这样一些理论依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从感性世界中汲取一切知识就是从实践活动中汲取一切知识。”〖103〗“……没有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那种‘自在存在'的客观世界对人来说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因而不能自动成为认识的来源” 〖104〗他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已经包含着‘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意思。实际上‘来源'和‘检验'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的每一次实践，都起着认识来源和检验标准的双重作用。……。”〖105〗
　　诚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当时，为了突出它与唯心主义及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了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不能不着重在认识领域内强调实践无比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根据他们的论述，我们把实践看作全部认识论的基础；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作认识的最主要来源；看作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手段或途径；甚至于看作认识对象明确建立的基本前提，全都是正确而必要的。
　　不过，一旦涉及到认识来源，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只是客观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物质客体在转化为认识客体之前和其后一贯地保持着按其固有规律变化发展，并且直接间接地作用于人体器官和实践过程的本质特点，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更深入更认真地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始终坚持物质第一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了重大贡献的列宁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否定自然过程（它曾被列宁看作不同于人的有目的活动、不同于实践的另一形式）作为认识来源的客观地位；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国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急剧变化又表明了什么？
二、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 认识来源问题的论述
　　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应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个世界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一观点的有关著作，完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精神实质，我们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人的认识主要地来源于这个领域，但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来强调实践观点的极端重要性，其中没有将实践夸大为认识唯一来源的含意。只要借鉴一下马克思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这一提法的尖锐批评；只要结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书的系统阐述，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是充分肯定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不容实践取代；因而能够作为认识来源的应有地位的。
　　粗看起来，劳动作为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与实践作为认识来源好象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两码事。但是，实践中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实际内容；劳动和实践都是人类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手段，都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且都能显著地改变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文化又集中了认识的最主要成果，劳动作为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与实践作为认识唯一来源有可比的相似性。
　　尽管，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的说法，只要加上“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便是一种正确的说法。但马克思还是尖锐的指明：“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106〗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其一，马克思无条件地把自然界看作构成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源泉，而且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其二，马克思指明：劳动只是在作为“所有者”的前提下，才是物质财富的源泉。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所看到的情形正好与此相仿。实践只是在将客观对象转化为认识对象之时，才能成为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手段或途径。但它无法取代物质客体物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对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因而也无法将它们完全排除在认识来源之外。这样的理解会不会像那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陷入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直观唯物主义泥坑之中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恩格斯虽然严肃的批评了直观唯物主义者不懂得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但其中决没有以实践否定外部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原意。
　　恩格斯批评直观唯物主义的主要论述如下：“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晌；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07〗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足以证明：恩格斯认为推动智力发展的力量并不是物质存在本身，而只是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不过，仔细领会全段的原意，我们就能够懂得，恩格斯是在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一前提下，揭露直观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强调实践活动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的。
因为，恩格斯在肯定了“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变化”的时候，只是指明：“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他并没有把自然界完全排除在认识来源之外。
　　因为，既然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那就必须肯定自然界的有规律变化先于实践存在；同样会在认识中占有它自己的、可供人们学习的优先地位。
因为，既然人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实践活动，只是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那就必须首先肯定自然界对实践活动、以及对人体感官正作用的存在。
　　因为，恩格斯在其他重要哲学著作中，总是把揭示自然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质，作为阐明实践活动革命意义的客观依据，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在欢庆实践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时，要提防自然的报复。
　　事实上，列宁正是引导我们这样去理解恩格斯的原意，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曾经引用恩格斯如下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可作为我们解决认识来源时的重要参考：“……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认识，它们是从那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08〗
　　列宁本人则把问题提得更加尖锐明确：“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109〗
　　毛泽东曾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实践论》一文就是专门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再三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110〗“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111〗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是在指明“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这个前提下，作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认识开始发生”这一结论的，这里同样没有否定自然过程能够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含意。他反复说明：“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112〗“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13〗
　　直到1963年，毛泽东在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14〗的同时，仍然说明：“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115〗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把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发展对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排除在认识来源之外。相反，他们总是把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作为阐明实践能动作用及它在认识中基础性地位的科学依据。
　　实践固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把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它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主导作用确实不容轻忽。然而，实践过程毕竟只是自然过程的延续及组成，它不能完全取代自然过程，不能取代自然过程对人体感官和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不能任意规定自然过程在认识过程中形成必然反映的实质性内容，因而也无法真正成为认识的唯一来源。
　　没有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那种自在存在的客观世界能否成为认识来源呢？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自在存在的客观世界本身。如果，我们回避自然过程对人体感官和实践产物的直接作用，把客观世界当作凝固不动，或者未知事物的堆砌，那就需要人们通过实践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进认识领域；如果，我们承认它处于永不停顿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承认作为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之一的物质联系，本来就将其他物质客体与人体感官以及实践产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部包容在内，那末，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必然转化，总会以不随人们意愿为转移的特定方式，直接间接主动被动地作用于人体感官，制约着实践过程，总会或早或迟或正或反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由它们本性规定的相应反映，成为起始意义或内容实质上的认识来源。我们不应主观地将实践夸大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不适当程度。否则，我们必将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
三、毛泽东晚年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了什么
　　实践确有认识来源和检验标准的双重作用，检验真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过程，检验结果更会带来新的认识，甚至于开辟新的认识领域。不过，认识来源与检验标准之间还是有目的要求，内容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的重要区别。
　　认识来源只涉及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或信息交流，它不需要明确的目的要求。尤其在人们不自觉地接收到来自自然的信息时，认识可能只是一个粗浅甚至模糊的印象。但检验标准主要解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对象的正确与错误问题，它必需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目的要求，并依据这个目的要求制定出进行检验的具体步骤或内容，否则就无从检验。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非指只能以实践去判定已有的认识（它通常较为明淅）是否属于真理为目的，认识来源与检验标准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
　　从内容深度方面来看：当认识来源于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对人体感官或实践过程的直接作用时，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停留在仅只有物质客体表象的感性阶段。人们对物质客体之间的相应联系不一定有所觉察，也不一定能将物质客体与它们之间的相应联系综合成统一的整体，更无需形成完整的认识。但检验标准则必需以对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较为完整的认识为依据，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理性内容作为检验的准则。至于实践检验的结论，更只能在理性阶段获得。
　　再从内容广度上看，来源可以包括认识中因主观未感到有进行检验必要，或客观对象尚未充分展开而使检验标准难以确定、检验条件尚不具备的那些认识，还可以包括主体在被动状态中接收到外部信息所形成的感觉、知觉。但检验标准则仅指已有认识中可供作为衡量准则的明确认识，因此，范围较为狭小。
正是由于认识来源与检验标准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重要的区别，实践就不可能既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这正如数学中的不等量公理，若A=B，而B≠C，则必然地A≠C。
　　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强调检验标准与认识来源之间的重要区别，并不是为了贬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这恰恰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实践建立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能动作用。因为，实践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认识的最主要来源或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手段、途径，就在于它沟通了主客观之间的联系，能够直接参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辩证转化、指导人们在掌握这一转化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能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接收和利用由此产生的新信息，避免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只要我们真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去回顾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人们不能适时地把视野拓宽到实践所涉及的认识范围之外；如果人们轻忽产生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转化过程中的新信息；如果人们无视这一过程的优先地位，他们就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就是典型一例：这位一生致力于革命的共和国缔造者，曾多次著文论述实践在认识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一贯地注重调查研究。但我们在他的全部晚年活动中，却看到了这样一种发人深思的人生历程：错误的实践产生了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又反过来指导更加错误的实践，如此交错往复，形成了畸形的发展，始终陷于阶级斗争夸大化的泥潭里无法自拔。
　　有位学者在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内容翔实的专门研究后深刻地指出：“错误的实践在未被认识到错误之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理论上的错误，反右斗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为重新恢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116〗“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过去十几年‘左'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了极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117〗
　　事情确实如此，1957年反右斗争不仅使毛泽东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使他在发表当时两篇国策性讲话中，增补了有关批评修正主义的文字（该学者正确地指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支配了毛泽东的整个晚年，直到去世。”）〖118〗而且使他把党内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夸大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于1959年在全国发动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的普遍开展以及对它意义的认识，又反过来加强了毛泽东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使他逐步得出党内存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直至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唯心结论。毛泽东正是借此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反修防修实践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使中国陷入深重灾难的内乱发生一年多后，在他的赞同下，更总结性的提出了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致使这场全国性灾难延续达十年之久。这种在错误道路上形成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活动的一致性，甚至使这位最讲实际的理论家主观地臆想：“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地要进行多次。”〖119〗体现在毛泽东晚年活动中错误实践与错误理论交替上升的可悲历程虽然早已被勇于正视现实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智地结束了，但这一过程本身的严重教训永远值得人们认真地记取。
　　造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他轻忽了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信息。正是在毛泽东热衷于进行反修防修社会实践，并使之上升为理论的60年代和7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生产获得空前的发展，使国际范围内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以原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显变化。可惜的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毛泽东没有从这一现实变化中获得对世界潮流的正确认识。尽管，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也在强调物质第一性，实践出真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有时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状况。但由于他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阶级斗争之中，始终把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放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考察，未能实事求是地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将现代科学技术提到第一生产力的应有高度加以研究，这无疑是造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根源之一。
　　原苏联的解体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也给了我们类似的启迪：当人们为某一目的进行社会实践时，他们虽然也能获得相应的认识，使实践与认识取得基本上的一致，把两者综合成相对独立（不可能封闭）的系统。但外部世界及国际社会毕竟又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它们的变化发展不是在原定实践领域内活动的人们所能限定。如果他们故步自封，沉醉于自己设定的实践与认识的和谐统一之中，不能根据原先未纳入自身视野内的外部变化所发来的新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认识范围和实践活动，他们就会陷于被动。而遵循自身规律的外部变化，最终仍将以自己的优先地位，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认识和实践。
　　事实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不乏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因轻忽来自研究领域之外的自然信息而错过重大发现、发明机会的可悲事例。这一切都启发我们：实践作为主要认识来源的应有地位虽不容轻忽，但它受制于客观事物按自身规律变化发展的事实也不容置疑，片面地把实践夸大到认识唯一来源的不适当程度，无异于闭目塞听。
在评价涉及实践作用的人类改造世界方面，注重实际的科学家无疑地要比那些过份依靠理智的哲学家清醒得多。1994年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实事求是地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事与愿违的反面影响也是显著的，因为不经心地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往往造成利弊兼有的后果。今天，人口的、技术的、经济的活动，在导致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使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破坏、气候异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趋势性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120〗
　　成效卓著的实践为什么会带来“事与愿违”“利弊兼有的后果”呢？这难道不是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按自身规律转化所构成的自然过程依然保持着不容实践取代的第一性地位的明证吗？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在探索认识来源时更全面地深思吗？
更使我们忧虑的是，曾经作为“实践是认识唯一来源”主要论据之一的“主客体关系”、“主客观矛盾”只能在实践中产生的片面观点，已经贯串在对青年一代进行启蒙的高中教材之中（见《科学人生观》一书的有关论述）。而肩负着振兴民族重任的他们，更加需要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更加需要自觉地接收伴随着事物发展而生的新信息；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更加需要通过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去掌握更大的自由；因而更加需要主动、深入、全面地研究认识来源问题，愿本文及前文所作的探索能促他们详察、深思。

第十三篇、关于价值的哲学意义的认识
　　本文内容要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价值哲学在我国应势而生，方兴未艾。价值哲学的研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当前价值哲学的探讨并没有从整体上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之间的关系，有误导社会主义建设之虞。本文着眼于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情况，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贡献以及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对价值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关系及定位；对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必要的表述
　　包括人类在内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在辩证关系中变化发展的统一整体，人类作为这个整体发展过程中高级阶段的智慧生物，既具有与它自身独特生存方式相伴而生的特性，又承袭了一切生物都必须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从根本上受制于事物按相应规律变化发展的共性。主客体的区分虽由人类的出现而产生，或者说人类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提出，但它循沿了生物与环境的对立统一，源自作为一切事物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辩证关系。主客体的辩证关系虽随时间、空间、各自本性等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但其间始终贯串着所有事物辩证发展的统一本质。认识主客体的辩证关系，既需要人们深究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原因和表现，肯定它有自我实现的自由；也需要人们探求客体之所以成为客体──尤其是它之所以演变、进化、产生人类、制约主体的原因和表现，肯定它有自行其是的必然。自由虽以主体的自我实现为特征，必然也有客体的无情规律作根据。不论人类自我实现的能力增强到何种程度，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始终摆脱不了必然的限制。离开了对主客体各自实质的充分认识，主客体关系就虚有其名，其主次关系就失去了正确判别的依椐。正是这种无可改变的基本格局，使得人类既要通过包括科学实验在内的实践来检验自身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环境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相应规律──即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需依据价值来选定自身改造这些事物的正确取向和衡量尺度。实践解决的是如何使认识与对象的符合程度问题，包括认识的产生、深化，以及真理的检验等根本问题；价值解决的是如何在事物的众多必然转化中进行比较、抉择──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体需要的评价，价值的作用和创造等实质问题。实践是创造（利用或获得）价值的途径和手段，价值是进行有效实践的导向和准则，两者各有侧重，又共同为人类改造世界改善生活服务。实践与价值的内容必须深入研究，充分阐明，但物质作为所有事物存在方式的共同本质、并被人们反映的第一性地位，绝不因实践的进行或价值的创造而改变。实践的作用或价值的莸得确实是人类的自由和骄傲，但超过限度的骄傲只能招致自然的报复。
　　以上是作者仔细阅读近几年来所能见到的价值哲学著作，紧密联系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亲身体验，全面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切实展望经济及社会今后发展需要的所思所得，下面分别再作进一步的阐述，祈请有关学者批评指正。
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究竟表明了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价值哲学在我国应势而生，方兴未艾。我国的学者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前的社会现实，吸取国外积极的学术成果，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价值范畴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认真的发掘，对价值的基础、根据、存在、本质、含义、评价、类型、基本范畴以及价值体系的建立和价值理论的运用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丰富而系统的精辟见解。他们中有的专志于中外价值理论及其发展历史的评述；有的醉心于价值理论的完善；有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价值学说的建立；有的探求邓小平理论对价值学说发展的重大贡献；有的将上述各方面综合成完整的体系，学者们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全和发展，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不过，作者对照自己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亲身体验，结合个人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数十年的心得体会，认为当前的价值哲学研究有轻忽唯物辩证法、贬低物质本体第一性地位的迹象，这不利于价值哲学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误导社会主义建设之虞，故不能不略陈管见，抛砖引玉。
　　从一方面看，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套用原苏联的模式。那年代，我们党在总体上局限于斯大林设定的框架内讲述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是唯物主义光荣，唯心主义可耻，辩证法正确，形而上学错误的一统观点，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实行的是被认为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病的计划经济，讲求的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理想。价值，尤其是个人价值，完全被排斥在现实交往之外，实际上被划入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学术禁区。这种种带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事实，易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在那一时期，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所产生的一些重大失误，根本上与轻忽价值理论、削弱价值的作用有关。尤其在对比崇尚价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科技和经济成就之后，这种误解，似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常识。
　　毋庸讳言，对价值的贬低是那个时期的明显特点，也是阻滞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作者有幸于1956年至1959年在高中读书期间亲身参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活动。那热火朝天的全民大炼钢铁情景，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从经济上看，滥伐林木，砸锅炼铁，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惊人浪费，实在是得不偿失。但联系到我们国家曾被人讥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并在一百多年来受尽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历史事实，富有良知的人们又不得不为人民群众被激发出来的奋发精神而欣喜，不能不为举国一致、体现着空前团结的热烈场面而鼓舞。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精神；对辩证唯物主义作过精深研究的毛泽东之所以在耿直无畏的哲学家李达表示强烈反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时，还要与之争论，正是着眼于对群众积极性的“爱护”。尽管，运动期间，形形色色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追求，但上述事态却值得后人深思，它包含在当时的宣传材料之中，也反映在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件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相继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发自广大群众急于实现理想──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且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的支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实质上是对少、慢、差、费的批判；大跃进那种近于天方夜谭的迭放“卫星”，纯粹是人们的主观夸大；人民公社更是集工农兵学商为一体，在当时曾被用诗一样语言歌颂的社会建构。概言之，它们是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国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地地道道的价值。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虽然早在1941年就对实事求是观点作了唯物辩证的科学解释，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始终一贯地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注重调查研究。诸如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致胜之路，以及提倡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论述，确实是他精心研究客观现实的杰出贡献。然而，我们不能不痛心的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初期肆虐于神洲大地的“浮夸风”、“共产风”，本是对实事求是观点的恣意践踏，却被毛泽东在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借口下纵容。其后，毛泽东又以片面强调的辩证法为先入之见，放松了对客观现实的全面调研。毛泽东只看到社会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一面，轻忽了社会作为整体必有共同利益在支配的统一一面；只看到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轻忽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地位；只看到知识分子受原有文化传统的薰陶、约束一面，轻忽了他们在民族精神支配下尽其所能务实创新为国争光的另一面，他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对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客观对象的历史发展作了简单──但是全盘的否定，由此在主观主义的错误泥潭里愈陷愈深，以致长期宣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幻觉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而导演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是非颠倒的历史悲剧。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比较，我们就不难体会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固然与价值的失落有关，但根源却在于背弃实事求是观点所导致的对客观现实的曲解，是价值定位的失据，非纯价值的研究所能全面揭示。
　　以上认识可以从邓小平在1977年7月至9月期间对恢复实事求是传统的再三强调中得到印证。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且其治本之道也是落实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上——确认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价值构想，即着眼于人民的长远利益，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新标志。以上认识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印证。集中了当时党内领导层集体智慧的这一决议，在概述了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后，精辟的指出：“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21〗
　　总之，面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贬低价值作用的严重危害，更应该看到没有正确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可怕后果。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重视以突出人的本质力量为己任的价值理论在改造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又强调对世界的改造必须以正确认识，进而运用其内在规律为前提，实事求是地探求价值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关系，避免因将价值主观夸大到取代物质第一性地位、轻忽客观规律而可能招至的新一轮自然报复。
三、如何理解物质与价值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
　　从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到今天，已过了一个半世纪。这一个半世纪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人们对社会发展和未来命运越来越关切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人们生活的显著改善，以及思维领域内的急剧变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的开发应用和高科技产业的建立、发展，人类在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中取得更大自由的明显标志。时代的深刻变化和对未来的有效把握，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的反思和实事求是的总结。尤其是对它以20世纪60至80年代为界的前后迥异的内容侧重，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因为，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与原苏联共产党的著名论战；中国与原苏联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和中俄两国相继进行的改革；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促使我国的学术界不得不认真的思考：是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去进一步完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呢？还是着眼于价值学说的发掘、展开，以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的青春？
　　王玉樑先生最近著文对1980年后，20年来我国研究价值哲学的历史过程、代表性著作、重大成果、不同意见、存在问题、今后方向，以及对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情况等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综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学者们对价值客观性的坚持和以奉献作为人的价值准则的见解，确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的卓越工作和丰硕成果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不可低估的现实作用。不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一直占着主导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否已因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误而不值得继续研讨了呢？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衔接、定位。联系1994年有的学者所提哲学已由拟科学嬗变为拟价值的观点；联系这20年来我国学者们在价值哲学研究中，虽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价值理论的研究，坚持价值的客观性。”有的学者甚至专门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关于真理与价值的不同，……”。〖122〗但学者们主要在探讨较为具体的问题时将辩证法观点作为方法论加以运用，并没有从整体上探求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基本事实；联系有的学者将一切有机生命系统均作为价值主体以及以自然本体的名义阐释价值哲学的明显倾向，联系价值哲学应用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用价值观念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为了使哲学能够适应并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现在确有将物质与价值；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进行整体性比较的现实需要。
　　为此，本文拟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尝试性的说明：
　　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或物质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中所显示的重要性着眼。价值上升至哲学高度，诚然是马克思的杰出历史贡献之一，马克思对改造世界的充分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说明，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执着追求，全都以对价值的充分理解为主要依据。价值理论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不可轻忽的重要地位。然而，仔细领会马克思论述的精神实质，我们就不难明白：物质第一性、规律客观性、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立论──包括对价值的哲学阐述的根本依据。
　　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评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提法时，曾经尖锐的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这句话只有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123〗
　　因为，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曾这样评论自己在理论上所作的贡献：“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4〗。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马克思是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揭示为自己的最主要成就。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功绩：“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25〗这一评价的着眼点同样是唯物辩证法，它和马克思的自我评价一样，需以物质第一性为前提，不是价值观所能完全取代。
　　其次，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原苏联都是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原苏联的解体，引起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应有疑虑和对价值哲学的应有关注。毫无疑问，对人民生活这一价值标准的轻忽，确实是造成这些历史变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误类似，它们也是由于曲解了客观现实，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规律所致。原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全面否定市场调节作用，长期轻忽农轻重的适宜比例，这种种做法充分地表现出它已深陷于主观主义的泥潭之中，它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争霸，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国际表现；它对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尖锐批判，对不同学派开展学术争论的严格限制，更是对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直接背弃，也是它赶不上现代科学技术形势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的解体同样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导致价值定位失错造成。
至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照搬原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迫于原苏联的巨大压力，深受错误价值导向之害，求变乃否定错误价值导向的必然趋势，这同样表明社会经济规律不是人的意志──包括他们的价值导向所能改变。
　　再次，从与科学的关系着眼。探求世界统一性的哲学一开始就以说明世界的本原为己任，并与科学浑然堆砌成一体。到了近代，由于各门科学明确了自己似乎独立的研究对象，它们从哲学的怀抱中脱离出来，但哲学作为方法论和世界观仍在指导着各门科学的进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哲学充当“科学的科学”，或者说以臆想来填补事实空白的自然哲学的历史发展，但却开辟了“……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26〗的哲学新路，并且继续发挥着锻炼自然科学所必须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根本性作用。即使同现代的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世界统一性也处于最深的层次上。价值虽然以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形式产生于人类的古代，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逐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正如我国价值学研究过程所体现出来那样，价值认识是作为与事实认识并列的范畴而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可知，它的研究对象与科学的研究对象在总体上处于比哲学研究对象稍低的同一层次上。价值哲学作为一个应用哲学的分支，有它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若把它深化为哲学本体论，用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将是有着消极作用的主观夸大。
　　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已经充分地表明：我们所面对的、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事物所构成的整个世界是分层次成系统的。作为一个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进而认识清楚：整个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均在既有不同又相联系、或者说既静止又运动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和表现，这个层次无疑是最深的。随着人类的产生，主客体关系的建立，形成了稍低的整体性层次，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科学（研究事实，追求真理，说明并改造世界）与价值（完善自我，追求理想──宗教、迷信则是它的副产品）的对立统一。更低的层次则为自然、社会、实践、认识、科学、价值各自内部特殊性更加显著的各个层次，如空间与时间的对立统一；物质（科学意义上的）与能量的对立统一；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等等，等等。
　　认清物质与价值分属不同层次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的主次关系；有助于我们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后发展的正确方向。
　　有的学者为了强调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被人轻忽的重要性，提出了“制度由价值所决定，价值比制度更根本”〖127〗的论断。这一论断有其合理的依据。因为，人类社会就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而自然形成；改造世界更是人类为求不断改善生活而提出的明确目标，制度既然由按目的性行事的人类建立起来，自然不能脱离他们自身的预定目标。不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联系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另有两方面的基本情况是人们所无法迥避或改变的──至少在目前如此。
　　其一，人类及其社会所面对的自然界，有它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客体的主体化不可能完全消除客体存在的固有规律，人类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必须有一个经实践而连续积累的深化过程，必须按相应的方式行事。为了避免自然的报复，把客体未在人们意料之内的变化（如工业社会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枯竭等等）减少到最低程度，人类往往需要根椐时客现世界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去建立相应的制度，来调动、集合人类面对必然、争取自由的全部力量，以保证预定价值目标的实现。
　　其二，社会是一个集合了自然矛盾和自身矛盾的综合体，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地位、承担着不同作用的人们永远会有不一致的一面，他们各自的价值目标、文化素质、道德修养、行事能力以及实际活动不可能没有矛盾（至少是差别，差别即矛盾），这些情况的客观存在，也要求人们以建立相应制度的方式，进行必不可少的统一协调，限制甚至制裁一部分人可能采取的忘乎所以的行为。尤其在我们国家，因法制不健全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现在应该在实践上理论上给以应有的重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曾这样的设问：“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他断然回答说：“决不能。”紧接着马克思又对“……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128〗这一观点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也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谈到唯物史观时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29〗当今的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以及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否足以使这些观点过时了呢？只要我们真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我们正视社会上复杂而激烈的各种斗争，我们就只能回答说：没有！
　　事实上，曾被当作共产主义萌芽的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曾被当作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弊病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都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目标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而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性质使人们不得不去选择能确保价值目标实现的相应制度。不尊重事物按相应规律变化发展的优先地位，不据此建立有效的制度，人们预定的价值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应该得出如下结论：价值与制度的关系是辩证的。制度是人们为求实现预定的价值目标建立起来；价值目标依靠相应制度的建立、运作、完善才能实现。价值与制度相互依存，能够有条件转化，尤其在体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制约人们的行为方面。制度的运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具有根本性意义，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现今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21世纪将是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全面昌盛的新时代，价值在调动人的积极性、讲求社会效益；改造世界方面确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以世界物质统一性为明确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有着更为悠久而紧密的联系，实事求是传统更是现代科学技术取得更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它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根本性地位不可取代。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已经发展到以信息利用为特征的人类有效控制事物连续转化的高级阶段，更加需要创新思维的锻炼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加离不开积累了数千年思想成果、能充分揭示人之所以具有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方向、方法上的切实指导。面对着这样的历史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将立足点转移到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上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来说明、传播并充实自身的理论和观点。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有待深化；人们对价值哲学的研究亦应以此为据，正确定位，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共葆青春。
 
 
 
第三部份：哲学基本观点的实际运用
第十四篇、充分发挥实事求是观点在未来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内容要点：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宏观调控需要实事求是观点的切实指导，科学技术知识日趋重要的未来经济活动更离不开实事求是观点，但实事求是观点在当前的科学界和理论界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结合对其原因的分析，提出了运用实事求是观点应以考察实效为准则，着重抓好以下三个环节：1、在充分认识客观实际普遍性的同时，给相伴共存的特殊性以高度重视。2、重视知识经济发展造成的新现实。3、在注意客观实际静态表现的同时，注意它的动态变化。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大力宣传实事求是基本观点在未来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
　　顾名思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依靠市场活动来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社会体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是在计划经济的弊端明显暴露、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的历史时期中提出。有些人因而认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应该尽可能地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冲破各种思想禁锢，让市场自行运作。再谈实事求是观点的指导，将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只能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重蹈覆辙。
　　然而，认真总结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宏观调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实事求是思想观点的指导。
　　1997年我国股票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时，国内经济已持续繁荣了好几年，香港回归的日子也日益迫近，陶醉在大好形势和美好想象中的人们忘却了股市中的人为攀升潜藏着惨跌的可怕现实。幸亏《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中引述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因股市暴涨暴跌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事实，指出股市非理性暴涨暴跌的必然性，提醒人们警惕股市炒作中潜藏着的风险，并且公开说明了我国规范股市的方针政策和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从而收到了避免股市大起大落的预期成效。两相对比，这一成效的取得，清楚地表明：只有实事求是的分析经济形势，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宏观调控的有效 实施，离不开实事求是观点的及时运用。为什么社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实事求是观点的切实指导呢？主要根源有两个：
　　其一，经济活动建立在对现存事物（不论是自然事物还是社会事物）的不断改造之上，它必然地受这些事物的相应规律制约。这些规律的作用及其结果，不是人类所能完全的影响或掌握，自发的经济活动原本就存在产生多种；甚至截然相反结果的可能。要使整个社会经济按既定的目标发展，就必须以建立在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相应规律基础上的宏观调控作保证，而对经济发展相应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离不开实事求是观点的指导。
　　其二，经济活动虽然是人类有预期目的的自觉活动，但组成严密社会形式的人类，有着国家、集体、个人等等重大的区别，还有民族、地域、历史传统等等明显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和目的也因而无法取得完全的一致，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由此产生，且不断变化的各种矛盾，也不能不依赖实事求是科学观点的指导。
　　仔细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也有一个从过去完全自发的运行，到现在由政府进行必要干预的渐变过程。尤其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暴露；各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面临枯竭；周期性经济危机重复出现等客观现实充分展现之后，它们的决策层已在进行行动上的宏观调控，这些基本事实同样在启发我们，对经济运行进行讲求实效的宏观调控，乃经济作为整体的社会活动所必需，决不是人们所能回避或否定。
　　我们正处身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初期，新型的知识经济以需要不断更新的各种知识为基础，又涉及到教育、科技等广阔领域，是一个应与传统产业统筹兼顾、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互补共进、还涉及到关系复杂的诸多方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更离不开实事求是观点的深入传播和广泛运用。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赢得，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的一些重大失误，又由背离实事求是宝贵传统所致，我国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更得力于实事求是宝贵传统的恢复与发扬，实事求是观点应当成为，战胜新挑战，抓住新机遇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更加自觉的以实事求是观点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逐步将实事求是观点普及至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
二、促进科学发展的可靠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得到了日益深入的传播。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深化实事求是观点与科学发展内在联系的认识。
　　传统的科学原来就在实事求是的坚实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据《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介绍，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曾对科学的含义作过这样的解释：“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130〗该书在阐述科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即由“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到“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再到“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 〖131〗这一过程中始终将客观事实和规律作为构成科学这个词汇定义的缺一不可的两个要素。我们很难想象，离开了按相应规律变化发展的“实事”；或者违背了体现在“实事”变化发展中的“是”，科学知识也能够凭空获得，且能在实践中发挥改善人们生活的有效作用。
　　那未，为什么科学界和理论界，尤其是科学技术水平处于领先水平的发达国家，都不关切实事求是观点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呢？造成这一反常状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 是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使然。
同社会生产息息相关的科学，虽然在古代与依靠直觉或猜想建立起来的其他知识（如哲学）堆砌在一起，但它一开始就有较为确定的研究对象。随着探求各自研究对象的知识不断积累、深化，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卓有建树的科学家掌握。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往往被当作运用这些方法的思维杰作，是人类创造能力的直接体现。科学对各自研究对象的探求越是深入，理性思维改造事物的作用就越显著，这些对象就越被看作思维的产物。诚如恩格斯在谈到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时所言：“……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132〗尤其在现代，科学的创造能力几乎达到无所不能的空前高度，“实事”和“是”也似乎全由主观活动产生，不再成为制约这些活动的客观力量，那里还有什么实事求是的指导作用可谈。
　　第二、 与实事求是观点被着重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客观状况有关。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虽然广泛地体现在人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所有社会实践之中。但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却迟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毛泽东明确地解释，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党内得到较为深入的传播。由于社会发展存在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实事求是传统实质上又被晚年的毛泽东背弃。1958年浮夸风的盛行以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的提出，便是典型的表现。尽管，1976年后，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扬，被提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应有高度来强调，但它仍未超越政治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杳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认识新情况、解答新课题、制定新对策的严峻形势，实事求是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本身尚有待深化，那里还顾得上与科学发展的更紧密结合。
　　第三、 实事求是观点未能与科学发展相结合的现状，以及它们在今后继续发展中逐渐融合的必然趋向，是由于客观存在的辩证性与人类认识的渐进性从根本上决定。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证明，世上万事万物无不在统一的状态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事物通常能与多种不同的事物发生必然的联系，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类感官，在思维领域形成不同的认识。人类的认识只有在对这些不同的表现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觉察到相应事物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反映在科学发展中，人们往往将客观事物不可分割的两方面表现，误当作两不相干各自独立的认识对象。
　　电与磁的研究便是典型一例，磁的指北性早就被古代人发现和利用；摩擦生电现象也早为人类所知，但电和磁的统一本性却是在近代物理学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才被揭示出来。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也与此类似，《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明确指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它们各自独立发挥社会作用，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133〗
　　同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来也是壁垒分明，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并且产生不同的研究成果。虽然，它们同是统一世界不同组成——自然界和社会在认识中的反映，都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服务于人类的生存需要。
然而，当前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且不说电与磁的共生转化已成为人们的科学常识，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且不说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已鲜明的体现出：“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 〖134〗的时代特征，就连过去泾渭分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出现了在理论层次、经验层次、方法论层次、学科结构功能层次、科学组织管理层次、人才培养层次以及目的、价值层次上的全面结合。面对着现代这些不可逆转的新趋势，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实事求是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背离实事求是观点，如信息科学的建立，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以及对思维实质的研究，它们全都按照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方式展开，全都依赖于“实事”与“是”的必然转化，全都是人类在必然中取得的自由。只不过现时的“实事”已经脱离了它的形态或待征，现时的“是”也被包装在色彩更浓的思维外衣之中，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为什么被某些学者看作“客观而不实在”的信息，会在人类实际生活的通讯、交往以及认识事物、改造事物中发挥如此巨大的现实作用；为什么向来被当作人脑特有的逻辑推理、判断综合等思维功能竟在依靠电流通断两种状态制作而成的计算机装置中实现，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确实是一个在辩证关系中存在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准确地反映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基本关系的实事求是观点，能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正确指导。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如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能够大大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显著增强人类改造世界的独特能力一样，实事求是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在更深层次更高阶段上的紧密结合，也必能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注入更加旺盛的活力。尤其对我们这个正在走上复兴之路的文明古国来说，我们要缩短同发达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现有差距，要不断改善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更应该从我国对实事求是观点有较自觉的运用和较深入的传播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奋勇开辟促使现代科学技术更快进步的新路。大力推进实事求是观点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将是一条取得事半功倍成效的可行之道。
三、联系实际的根本保证
　　要充分发挥实事求是观点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应该把它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光荣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
　　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教导，不过，仔细回顾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脱离实际的严重危害触目惊心。20世纪30年代在教条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左倾路线，几乎葬送了革命的前途；20世纪50年代末赶超英国的过热行动，只给我们留下苦涩的回忆；甚至在我们党确立了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之后，由于对邓小平理论缺乏完整深刻的理解，农业战线上不合国情的缩小粮食种植面积，导致了1984年的生产滑坡。更何况随着知识经济日益迅猛的发展，信息通讯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以及知识更新和社会发展步伐空前加快的客观趋势，要求我们对自己所面对的现实进行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不能不更依赖于自觉的运用实事求是的观点。
　　如何运用实事求是观点来保证我们对客观实际作更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呢，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好下述几个环节：
　　第一、 在充分认识客观现实的普遍性同时，给客观现实中存在的特殊性以高度的重视。
　　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成系统分层次的。系统规模越大，结构层次越深，它的普遍性或者说共性越显著，表现越单一；系统规模越小，结构层次越浅，它的特殊性或者说个性就越多样，各层次各系统都有各自独特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应，我们对客观现实的了解，对事物的改造，既要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共通部分，又要着重了解它自身的个性，尤其在解决较为复杂的实际问题时，更要以实事求是观点作指导，防止一概而论的简单化倾向。
　　20世纪7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质上的形而上学，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了这样一种消极的定式：理论联系实际是学术上的课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决策者只着重共性，不顾及个性，解决复杂问题“一刀切”。实施者只考虑贯彻，仅对上级部门负责，不能因地制宜，像安徽省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为摆脱困境而包产到户那样，闯创出自强之路。体现在社会生产中，人们墨守成规，不图进取，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活力，时至今天，长期停滞在这一思维定式中的不少国有企业，仍然备受无法适应市场运作之苦。
　　《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一书指出：“……，我国和世界的实践都证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只能是一种特殊企业，必须按特殊的法则来规范其行为。但是，我国的客观现实是，被称为‘国有企业’的企业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客观上国有企业在我国就是一种一般的企业制度，……”。〖135〗它还曾述及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国企业改革中，误以为只要给国有企业以同非国有企业一样的自主权，就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结果，当各方面还在呼吁企业自主权落实不够，企业效率也未见明显提高的时候，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却已成为严重的问题。”〖136〗这些见解独到的分析在思想方法上启发我们：国家不仅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如计划经济的长期实施使我国的国有企业面广量大，制定方针、政策、措施；而且应兼顾各地区、各行业、（各地区、各行业又应顾及各部门、各单位）的特殊性，让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单位）自行解决伴随着它们的特殊性而可能产生的问题，更要致力于改变目前在不少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上述思维定式，还要采取有效手段防止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干扰。
　　总之，根据“实事求是”观点，联系实际，首先应着重考虑它之所以成为实际的特殊性，进而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第二、 在充分认识自身实际的环境特征，历史演变和社会现状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它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尤其要密切关注伴随着知识经济在信息、科技、经济、文化、人员流通等等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新现实。
　　计划经济的长期实施曾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和人际交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和职业终身化更使人们对实际的理解简单化。人们通常把实际理解为自己所面对的种种，或者认为它是决策部门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行，市场经济的活跃，改变了人们的上述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实际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既要侧重于当地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思想传统和社会风貌，又要兼顾它与省、区、全国乃至世界的联系。正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产品按计划流通，企业只要安排好自身的生产，就无需在售后服务、产品更新等方面多化力气。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不仅要自行组织产品的生产，还要以销定产，顾及产品的流通和使用，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调整或更新，以图在市场中求得不断的发展。企业的种种总是与市场变化息息相关，它就不能不考虑作为“实事”的市场如何按照“是”——其内在规律变化的情况，实事求是观点势将成为企业昌盛之源。
　　《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一书在分析我国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的两方面原因时指出：“与初期的境况迥然不同的是，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等来自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还要面对与国外企业的竞争。”〖137〗实事求是观点的自觉运用，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乡镇企业在变化的形势面前上档次、出新品，实现新的腾飞，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它所具有的潜力。尤其在将来，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市场的地域大大扩展；信息产业的繁荣，更使市场的节奏明显加快，企业要想适应这样的环境变化，就必须深刻理解切实运用实事求是观点。
　　第三、 在深刻认识实际的静态表现同时，充分关注它的动态变化。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向我们昭示，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它们的静止状态是相对的，它们的运动状态则是绝对的。从本质上看，现代科学技术无非是通过对静态条件的掌握和利用，去控制相应的运动状态，实事求是也是通过对“实事”和“是”的认识，去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两者息息相通。我们所面对的实际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受控于人类实践，就是在自发的变化，不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原状，人们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寻求实际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恰当地掌握它的具体变化，使实际保持按人类预期目标变化、发展的朝向。我们在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中，千万不可满足于一时之得或失悔于一时的挫折，只有在认识现状掌握变化中不断进取，才能可靠地掌握自己的将来。
　　现时，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人们面前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只有实事求是观点，才能使这两者协调起来，化压力为动力，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将来。
 
 
 
第十五篇、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问题的哲学初探
　　本文内容要点：
　　知识经济正在风靡全球，将主导21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国发展知识经济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更要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尤其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传统，努力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发展知识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本文从近代历史事实；知识经济动力；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应用等方面，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
 
　　要不要以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如何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成为推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动力，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发展知识经济不可亦步亦趋
　　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其快捷性、共享性、全球性等崭新的特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益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必须及时地了解国外情况，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迎接挑战，抢抓机遇。
　　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全都有力地启发我们，我们在发展知识的全过程中，仍须立足于体现在历史和现状中的基本国情，发扬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精神，继续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总体上探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的正确道路，决不可亦步亦趋。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主要出自两方面的根本考虑。
　　一方面，从知识经济自身来看，它固然有着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的基本生产要素、流通手段、消费特点，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知识经济毕竟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继续，它不能不带有经济发展的共性，如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服务等等。它必然地具有不容我们轻忽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其一、经济发展要解决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的各种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由于人类有国家、集体、个人等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经济发展既有相互促进共求繁荣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另一面。知识经济的发展固然使传统的有限增长经济理论失去了预测社会及经济发展趋势的准确性，全球一体化更使人们憧憬着大同世界的实现。然而，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抢占发展知识经济的制高点？信息资源的持续性和无限性，是否会使人际之间的竞争完全消失？这些仍然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和现实生活的验证，但只要我们承认矛盾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方式，我们就不难明白，描绘无矛盾的人类社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其二、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而历史发展有地区、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差别，这些差别或者由经济发展造成，或者反映到经济发展之中。只要历史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必然会相伴共存。
　　其三、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趋势：分工越来越细；综合程度越来越高。前者如20世纪中期相继发展起来的地质力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等等为数众多的边缘学科，后者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命科学、软科学等等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反映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如何依照各国的具体情况，解决分工和综合、特殊和普遍等等矛盾，就必然成为新时期的新课题之一。
　　以上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势将迫使我们在关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予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自身条件以应有的重视，不能盲目地照搬某一种固定模式。
另一方面，借鉴我国近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步人后尘决不是真正的振兴之路。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曾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无情扼杀；我们党在20世纪30年代仿效夺取大城市的成功做法来推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做法，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后来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取得成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依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依靠邓小平对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依靠审时度势的改革、开放，我们才取得了今天这样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鉴往知来，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不能亦步亦趋。亦步亦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发展知识经济中起步较晚、家底较薄、人口较多、困难较大的被动局面的。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的学者们，在致力于阐明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重大区别；关注世界各国发展知识经济动态；研讨我国面对新时代来临应采取的举措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应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我们党和国家所提出的“科教兴国，教育为本”；“有所赶，有所不赶”；“有所为，有所不为；”“小步快走”等等重要原则，以及“863”、火炬、星火等计划的实施，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极好运用。只是，我们还应该在普及有关知识经济理论的宣传过程中强调这一观点，首先应该在学术研讨中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着力探讨实事求是与发展知识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发展知识经济中的实际应用。
二、知识经济的动力问题
　　看到本节的标题，有的人也许会想，这个问题不言自明，既然，知识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产生，高科技自然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仔细分析高科技的特定含义，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专指的那些新兴学科，有些需要作纵向的步步深入的探讨，依靠对某类或某一领域的客观对象的观察分析，尽可能确切地了解这些对象由性状到彼此联系方式的相互转化。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有些则要求人们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思路，更多地依靠思维独特的归纳、综合能力，在横向方面把握事物的相应表现和共通性质，为实践提供相对可行的依据，如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这就表明：指明高科技发展对知识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诚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若把它们当作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则难以充分体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利于我们从总体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推动它们的共同发展。正如煤是蒸汽机的动力，石油是内燃机的动力，水力、风力、潮汐、地热、原子能都可作电磁转化的动力，它们全都是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为了从总体上把握这些动力的共通之处，人们仍有必要将它们用能源一词概括，从中总结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和热力学定律，以指导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更有效的实践。由此可知，我们在肯定高科技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同时，还应该进而探求在更深层次上联系它们的基本动力。
　　那么，能不能把知识，或者把与知识紧密相连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作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呢？
　　根据有关词典的解释，知识就是“人类的认识成果”。〖138〗它既然作为思维活动的产物，那就像科学技术一样，需要其他力量推动，以它作为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非常恰当的，将它看作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认识深度则需挖掘。因为，认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经实践而深化、积累，由实践进行检验。而实践的本质和作用，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故此，我们应该进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看作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第一，哲学一开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除了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外，哲学与科学总是同兴衰共命运的，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表面上似乎由于它们摆脱了哲学的束缚，根本上却依赖于思维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主客观关系的正确解决；离不开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得到深化的实事求是精神。当然，不能以言辞作依据，而应该听其言、察其行，从分析行动的实质着手进行判别（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下节作专门的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结束了哲学充当科学之科学的历史阶段，但更加自觉地为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认识方向（即世界观）和研究方法（即方法论）上的思想指导。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所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39〗确确实实，至今还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那样，能在最深层次上把握主客观的全面关系，能为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
　　第二，有些学者在介绍知识经济的特征时，还曾指出它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智力经济，并提出在为知识经济发展服务的教育中，要把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而哲学一词的希腊原文又含有“爱智慧”的意思，这两者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呢？不是，它们同根共源，休戚相关。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变化、发展。人类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无非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实事”（可以概括的称之物质客体）与体现“实事”间各种联系的“是”（可以概括的称之为物质联系）这两种不同表现组成的统一体。“求”则是人类认识“实事”与“是”的相互关系及其有条件转化；并按照人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在众多的“实事”与“是”的必然转化中，进行有相应步骤和预定目的的自由选择。人类的知识，尤其是他们的智力，本质上就是根据在矛盾转化过程中作为相对静止表现的“实事”，去认识动态显示“实事”按必然性变化的“是”；或者根据“是”去掌握“实事”的变化发展及其结果；或者将“实事”和“是”综合起来，进行推理、演绎、构思、想像等多方面研究这样一种能力。结合人类改造事物根本方式的历史演变，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对物质客体──如五谷杂粮，以及牛、马、羊、鱼等等现成生物的直接利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对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比较简单的转化，如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与电动机的制造和利用，来满足自己日益增加的生活需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进而以控制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连续转化所构成的复杂过程（如高科技中的信息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工程）为主要手段，使自己在事物变化发展面前有更广阔的选择余地，以不断地充实自身的生活内容、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至于创新思维，它实质上是指人类在头脑中构思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或者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样一种认识成果。因为，人类是用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等主观方式在复杂而精密地联系着的头脑中反映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些在外界中阻碍着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之间相互转化的时间、地域和其他条件，在人脑中都能被人以主观的方式排除。人脑能够想象外界尚未存在，但能够有条件实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转化过程及其结果；甚至能够想象外界不可能实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转化过程及其结果，如永动机和无磨擦、无杂质物体的制造。而创新能力，则指人类通过实践，使原来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成果，物化为外界事物变化发展及其结果这样一种能力。当然，这里仅是一种简略的说明，今后，还需要作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这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确认为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动力的必要性。
　　确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动力，这在知识经济起步较晚的我国尤为必要。
　　首先，知识是靠教育来传播、普及的。为了发展知识经济，世界各国正在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完善教育设施、制定教育规划，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不过，我们还必须在注重教育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上多下功夫。实际上，教育的投入、设施、规划，类似于发展计算机产业的硬件；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则相当于计算机软件，教育“软件”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计算机软件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对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使之更加适合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客观需要。
　　其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还应该时时关注，它是否有相伴的、甚至潜在的负面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等负面效应的产生，已使人们付了相当的代价。知识经济虽然消除了上述的负面效应，但它会不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呢？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克隆羊所引起的道德伦理上的争议；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产生和“黑客”的严重危害，也为人们敲起警钟，我们应该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人们在改造自然中所取得的成效越大，自然在失控时给予人们的报复也可能越大。原子能的发现，使能源问题出现了相当光明的前景，但原子武器的出现，又潜藏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人们对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所出现的正反两面情况，应作更全面的研究。
　　再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固然有根本性的不同，但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以高科技知识为手段，对传统的工农业经济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造，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智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又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它对知识经济的推动作用，决不可低估。它作为知识经济基本动力的客观地位，不可轻忽。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发展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解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认识问题，主要是如何判别真假辩证唯物主义；如何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侧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如何确定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最佳途径。
　　哲学长期被人们当作一门十分玄奥的学问。改革开放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失误，更使人们──包括部分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厌弃心态，这种心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还没有真正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各种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言行，进行实事求是的判别，还不习惯于用实事求是这一尺度，作为区分真假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依据。
　　林彪“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地曲解辩证唯物主义，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制造理论根据，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所言所行决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此，享受着改革开放之福的我国人民必无异议。
　　问题在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奠基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他晚年的革命实践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使蒙受其害的人民群众和部分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必然的逆反心理，哲学更因此被有些人当作无用、甚至虚伪的学问。
　　不过，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阶级内部也会产生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主观判断；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是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呢？不！它们恰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违背。只要把它们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一系统的对比，我们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后者以恢复毛泽东前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传统为起步；针对毛泽东晚年客观上偏离辩证唯物主义轨道的失误；适时应势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国外虽不提倡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但它们在经济领域和科学技术方面，却常常不自觉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精神，在行动上运用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青海省西宁市时，曾听过一位从上海特邀来的教授关于价值工程的讲课。那位教授介绍说：价值工程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源自美国海军部一位工程师对快艇油桶用料的改进，为了防止海水腐蚀，美国海军快艇的油桶原来全部用不锈钢制作，造价昂贵。该工程师仔细研究了海水对普通钢铁的腐蚀情况和快艇对油桶的使用要求，发现以相应厚度的普通钢板作油桶能够满足快艇的使用要求。经过周密的论证和测试，他的意见终于被美国海军部采纳，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随着这一新的价值观念在其他领域内的更广泛应用，形成了价值工程这一门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在这个学科中，价值不仅是衡量物质客体自身性状的尺度，──如不锈钢与普通钢板的比较，而且是物质客体彼此之间适应程度的尺度，──如普通钢板制成的油桶与快艇的使用要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们将“实事”──油桶与快艇；与“是”──油桶的腐蚀情况与快艇的使用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并求得显著成效的明显事例，我们能说这不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吗？
　　以上种种启发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判别，不能仅以言辞为依据，而应以实践作标准。事实上，新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源就在于后者抓住了科学技术这个促进生产迅猛发展的主要环节，它们总结了工业经济时代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采取缓解经济矛盾、社会矛盾、自然矛盾的必要措施，从实质上看，这些做法才真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它们未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名，但有辩证唯物主义之实。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切实的运用，这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却由实事求是精神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联系决定，只要我们仔细领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论述，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它必然能够在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中得到切实的运用，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成功经验，首先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转移到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轨道上来。
　　最能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切实运用的是：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改变。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曾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但“现代的技术发明越来越依靠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已密不可分。现代的技术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现代科学也装备了复杂的技术设施。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鲜明特征”。〖140〗这些叙述，以及以上关于物质客体物质联系相互转化三个阶段的分析，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上、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重大的明显事实吗？不是很能说明我们应该以实践作为判别辩证唯物主义真伪的根本标准吗？科学研究本身要求实事求是，人们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步步深入的研究、认识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只有通过相应的手段才能有效的改变物质联系的内容、方式，把物质客体改造得更适于自身的需要；只有依靠综合了科学与技术的实践去影响、控制这两者的连续转化，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日益美好。科学与技术的内在联系的加强，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作用随时代发展而日益显著的明证。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再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今后发展的内容侧重和传播途径展开深入系统的讨论。不过，以上的探讨，也许有助于人们获得这样一个总的印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将内容侧重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更紧密结合。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上就有血肉般的内在联系，否定这一联系，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发展中还应着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能为创新思维指明方向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理论，应该成为今后教育的灵魂；有助于创新能力提高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理论，应该落实到人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我毫不怀疑，只要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伟大国家，必能以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第十六篇、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重在创新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问题的哲学再探
　　本文内容要点：
　　为了建立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本文立足于对信息概念的科学理解，结合亲身体验，提出了抓好农业、西部开发和对外交流这三方面的一些想法。
一、一条根本性的思路
　　知识经济的共享性和全球性极易使人轻忽经济发展的差别性和竞争性，但即使是作为知识经济支柱的高科技产业，也存在着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等的不同，由此将会产生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知识经济的不同侧重，产生有别于己有方式的竞争，只要想一想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看一看中国参加WTO过程的长期和艰难，我们就会进一步体会到：同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发展只能在区别中表现的客观状况一样，知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仍将是所有国家和社会成员必须面对的无情现实。知识经济虽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将整个社会联结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整体，但不可能使原有的矛盾完全消失，更不可能形成某种固定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经济科学教育相对滞后、人均自然资源明显不足、东西部经济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坚定地探索发展知识经济的创新之路。
　　怎样才能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体系呢？这是个只能在前进中求得逐步解决的复杂问题，在起步阶段首先应当加深对信息概念本质的理解。信息概念的本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如同石油生成理论对石油勘探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导意义一样，对信息本质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个蕴藏着巨大物质力量的实践问题。因为，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的物质基础，对信息本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将从根本上决定发展知识经济的方向和手段，构成知识经济的基本特色。现在，国际上关于信息本质的理解尚不一致，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大多偏重于信息不同于物质客体和能量的独特一面，着重于它的非物质性。相应于此，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侧重于信息的交换、智力的培养、教育的投入。我国的学者虽然实事求是的肯定了信息的客观性，用科学的方法对信息作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但没有把它与当前的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倘若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信息的形成、表现和特点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信息本质上是三种或三种以上事物之间稳定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联系（请参阅敝文《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肯定了这一认识，我们至少在总体上能够加深下述三方面的理解，并把它同当前的社会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逐步探索出发展有中国特色知识经济的新路。
　　1、信息虽然不同于物质客体和能量，但它并不是精神创造。信息伴随着事物复杂联系的建立，每日每时不断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产生、消失。开发错综复杂的大量信息，固然需要专门的知识，甚至于高科技设备。但对那些较为简单的信息，如一种商品的市场行情，某种学习方法和心得的交流，个别日常用具的改进或制造，我们在现时现有的条件下就能认识它、利用它，主要看我们能否自觉地掌握它，抓住这些通常被我们轻忽的社会信息，促进自己的学习，搞好自己的工作，丰富自己的生活，并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2、同西方宣扬信息的主观性、任意性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信息观强调了信息的客观性，指明了信息与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内在联系，这就有助于我们克服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用行政手段盲目干预经济活动的消极影响。因为，即使在改革开放己达20多年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新闻媒体的报导中觉察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只不过披着新的时髦的外衣而已。如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关于海南省某县农民因听信当地政府部门根据虚假信息作出的决定，至使土地抛荒；尔后按照一份没有核实的合同又使当地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报导。倘若我们的地区、部门、单位、企业，都能从各自的社会活动中科学地准确地收集、分析相关的信息，则它们的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必能跨上新的台阶，并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3、知识经济的产生、发展大大提高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就我国而言，教育投入的不足，教育设施的欠缺，固然是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然而，现有的教育方式、教育思想、教育目标是否能同知识经济的建立、发展相适应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们是否应在这些教育“软件”的编制上狠下工夫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通过对信息本质的科学探讨，我们就会强烈的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应该突破“授业、解惑”的框架，而将加工和应用信息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灵魂。因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质上就是对贯串于自然、社会、思维中的信息活动过程的自觉而有效的控制，就是要在事物的必然转化中掌握主动和自由。
　　只要我们从上述各方面着手，举国一致，上下同心，自觉地用科学的信息观念来指导各自的实践，经过一个时期的不懈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体制就必能使世界瞩目。
二、三件实质性的大事
　　既然，信息是三种或三种以上物质客体之间稳定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联系，而人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产物，自然能够作为信息结构的主要组成之一，在信息的形成、接收、传播和应用等所有方面发挥其他成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但信息毕竟不是人的主观臆想，人要充分发挥各种信息的实际效用，就不能不尊重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不同事物的特殊性。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体系，也不能不在当前着重抓好农业、西部开发、摆正对外经济交流与经济自立之间的关系这三件大事，把创新意识物化为创新成果。
　　1、农业方面：
　　我国有8亿农民，承担着供给近13亿人口衣食需要的重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现时，粮食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得益于杂交水稻培育的成功以及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面积推广，由此启发我们，农业发展的真正出路在于它能否同现代科技知识紧密结合，持续地把“绿色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为了使农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应该在广大农民与农业科技人员之间建立更为快捷的信息通道，促进他们之间的双向交流，在国家和有关部门选定对农业生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课题的同时，鼓励农民自觉地分析自己在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及时地将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汇总反映给农业科研部门和科技人员，鼓励农业科研部门和科技人员主动到农村推广自己的科技知识。国家还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在应用科研成果或科技知识取得明显效益后，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科研投入，甚至直接奖励给科研人员本人，有目的地建立广大农民与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进行信息交流和应用的互动机制。
　　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中有关部门还应对农作物或经济作物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条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已成为不能不考虑加工、销售、甚至售后服务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每一环节的失误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而产销系统的稳定建立和有效运作也需要准确的信息作依据，国家和有关部门应该引导农民建立这样的系统，进行这方面的信息交流。
　　农业生产中的科技知识应用推广和相应的市场信息交流都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需要培养一大批热心农村工作、具有现代意识的基层干部。事情总是要人去做，人员的培养既是知识应用的起点，也是知识发挥效能的必由之径，当前正在开展的“三个代表”教育，确实是走向这一目标的重大步骤。当然，现实中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发展农业生产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只有群策群力，持之以恒，才能逐步做好。
　　2、西部开发方面：
　　我们国家正在踏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这不仅是现阶段持续发展经济的需要，更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的未来命运。这个决策及时、英明，当前采取的从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抓起，辅以政策鼓励、人才支持、加大教育投入等重大措施，也是正确的。从历史的连续性和事物的特殊性角度考虑，我们还应该利用对信息的深入理解，切实做好下述两项工作：
　　其一，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国家曾经大力进行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一些内迁的大中型国营厂矿企业未能适应经济转轨的形势发展，反而成了国家的负担。但这些厂矿企业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能够在国家采取相应措施后，转化为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关键在于国家引导得法，措施得当，这些厂矿企业本身能抓住机遇，负重拼博，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协调配合。
　　2001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在当代工人栏目中报导甘肃省白银市的一次座谈会的情况，有一个从事电脑操作的大学生在回答记者是否有意去外地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提问时说：他知道去外地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前途，但白银市有他的在艰难创业中留下感人事迹的父辈亲人，他宁愿在这里贡献他的才智和心力。他的心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这些年轻一代既能继承上辈人为国家人民奉献精力生命的光荣传统，又能运用现代科技知识，广泛收集国内外、省内外、市内外经济发展的大量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和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作为改变尚未摆脱困境的内迁厂矿企业的决策依据，并在实践中配合国家的战略转移，则我们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其二，当前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固然应以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的利用，以及解决开发这些资源所必需的交通、通讯、资金来源等问题为手段，但毕竟应以改变西部的经济结构，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的，使当前的西部开发与西部社会的今后发展真正地溶为一体。
　　细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从战备出发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其结果反而成为改革开放累赘的根由，其根源在于这些内迁厂矿企业未能使当地经济溶入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现今对西部的开发，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以适当的方式，特别是运用包括信息系统的建立在内的高科技手段对西部原有经济进行改造增益，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之一，能够与东部沿海地区优势互补，与整个国家同步发展。
开发西部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上述见解来自个人的体验，难免一叶障目，但这种体验毕竟从现实中产生，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对外经济交流与经济自立的关系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对外经济交流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在经济上决不会再走闭关自守的挨打之路，尤其在知识经济的全球性日益显著的时代背景下，宣扬经济自立似乎不合事宜、有悖常理、作用消极。
　　诚然，我们这个民族己吃足了闭目塞听、自我陶醉的苦果，国际上经济交往日益密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我们应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取得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持全国安定团结的巨大成就，我国的对外开放能有巩固的基础；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业绩吗？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各方面的优势抢先发展高科技产业，难道不是为了继续保持它们在世界上已经取得的领先地位吗？最发达国家在原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演变十多年之后，继续宣扬冷战思维，无中生有的编造中国对世界的“潜在威胁”，并且一再挑起事端，其用意不就在于干扰我们国家们的和平建设，引诱我们与他进行其早占优势的军备竞赛，以实现他继续独霸天下的政治野心吗？面对着这些同样明显的客观事实，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的走自己在长期探索中找到的自强之路，切切实实的把国内事情办好，绝不可落入他们设定的陷井。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只有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才能稳定、持久，单纯的依赖外国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内存在的重大问题。尤其在信息领域，我们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与国际接轨、发挥应有作用占领可占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国内信息的开发、交流和应用，使国外与国内两方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信息时代确立我们这个文化底蕴雄厚的古老民族的应有地位。
　　总之，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促使我们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的同时，着重搞好国内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摆正这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坚定不移地朝自己在长期探索中选定的目标奋发前进。
第十七篇、中国的未来学研究要重视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作用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对我们的启发
　　本文内容要点：
　　本文有感于钱学森先生在《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评价，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未来学的发展所鼓舞，抛砖引玉的提出了关于中国未来学研究的两点建议，简述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思维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一、一位科学家的广博胸怀和殷切期望
　　对新中国发展两弹一星事业作了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中，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展望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为着眼点，从探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科学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内容以及两者关系的探讨、概括、归纳，从中探索发展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生活需要的突破口，提出了建立新学科、加强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互联系的具体设想，明确强调“要重视未来学” 〖141〗（该书第198页）。
　　尽管，在他所倡导的新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设想以及可能获得成果的观点中，有一些需待实践的验证，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区别对待。但该书探讨了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所积聚的宝贵遗产，综合了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它们的发展趋势，也分析了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现实，坦陈自己在科海畅游、艺境览胜的深刻感受，多次疾呼有志之士应该展望我们民族在21世纪的前景，殷切期待我们国家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为重现民族的辉煌去开辟新路。体现在全书中的学贯古今、识融中外、为国为民的广博胸怀，不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进而认真思考它的精神实质。尤其是钱学森先生在83岁高龄时亲手绘制的那份思考了近十年、汇集了当今世界所有文化知识门类的表格，更值得我们仔细领会。
　　该表纵向分哲学——人认识客观和主观世界的思维，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四个层次；横向分量智、性智两大领域。量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九大部门。体现在文学艺术中的性智，则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具体可分为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艺术、书画雕刻等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电影等综合性艺术、技术美术、园林艺术八大部门。
　　尽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这个表格也许无法包容科学与艺术的所有门类，且有像笛卡尔那样“创造体系”之嫌。然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十分明显：笛卡尔依靠的是主观设想，作的是比喻；钱学森先生则从总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已有成果入手，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振兴中华民族为立足点，为寻找有突破意义的新学科、为加强科学与艺术的联系而将上述思想凝集成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体系类似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它不仅有创见，而且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整体性与其组成事物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普遍性，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成果，能够指导我们向未来领域卓有成效的求进。这种创见凝集他个人的一生所得，启发了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兴衰的炎黄子孙，是我们民族在新世纪中极为可贵的精神财富。以实践性为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时起就宣称它自身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工作者和一切关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的人们——尤其是作为新时代主人的青年，更应该从钱学森先生对这一哲学的高度评价中，体会到它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紧密结合、在21世纪中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的迫切性；应该由此确认：必须充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先生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它在社会发展中的运用）在未来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以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未来学为世界未来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二、关于中国未来学研究的思考
　　未来，是所有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国家都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古代占星术的产生和宗教的普遍、长期存在，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解决这个问题必要性。然而，从现实出发，应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未来进行周详的分析、推理，把对未来的预测转移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一门具有光辉前景的学科，则开始于社会发展对全球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严重到不能不使人们重视的上个世纪。在我国，则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未来研究会的成立为明显标志。
　　未来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大事，这一点充分反映在1992年在里约和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两次有众多国家首脑共同参加的环发和可持续发展大会及其所签署的文件之中。我国的未来学，在加强国际联系，重视全球性问题及其研究趋向的同时，结合基本国情和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未来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积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思想交流，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成效，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正是受到这一形势的鼓舞，又为钱学森先生那样的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所感召。本文根据对中国未来学今后发展的初步认识，建议中国的未来学研究在继续发扬此前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加强下述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坚持我们民族的特色，顺着钱学森先生的思路，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层次清淅、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相互协调的未来学研究系统。
我们所面对的未来是一个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作用越来越大，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复杂整体。任何不顾及国际交往的设想都是根本性的错误，但国际交往通常是有利有弊，机遇和挑战并存，一个国家的未来究竟如何，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以及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因此，我们必须把全国这盘棋理顺、搞活、搞好，把它作为一个范围相对较小、相应于钱学森先生所绘表格中基础理论这一层次的整体进行研究。
　　把对中国未来的研究当作基础理论这一层次来对待，表面上看似乎牵强附会，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明显不同的一面。不过，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差别巨大、人口众多、 “代沟”明显、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内部因素又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不把它们联系成一个整体来认识，综合考虑它们的整体效应，我们研究未来的指导性和准确性就会降低。反之，若能充分发挥中国的未来研究会已经建立起由各分会、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拥有由高素质会员组成的一支可观队伍、它们又已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已有优势，鼓励这些组成机构和人员，象钱学森先生那样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有目的地引导到振兴中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指示这个统一目标之中，使之相互协调，共成系统，则我们的努力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据报导，美国在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时，主要是将现有的科技成果加以综合、协调、统一到实现“登月”这一目标上来，从而实现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这一事实启发我们：我们对各自领域的研究诚然十分重要，没有这种基础性的研究，一切就无从谈起。但运用统一的科学方法，把这些成果加以系统化，使之发挥整体效应，也同样重要。况且，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它所研究的对象中必有相应的共同性和规律性，一旦我们树立起正确的整体观，充分认识和运用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各个较为具体领域内的未来学研究也将是一种促进。
　　处理好整体与局部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这是未来学研究中的根本性大事。
　　第二、事物之间辩证关系的存在是普遍的，除了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这一最根本的辩证关系之外，中国的未来学研究还应该充分认识主观和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些基本的辩证关系。
　　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一文里曾得到极其深刻的说明。然而，时至今日，未来学研究中依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或者单纯考虑人类自身的活动去描绘未来的情景；或者仅仅依据环境变化的必然性去预测将来的现实。如只考虑电子计算机的人均拥有量和上网人数去判别“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数字鸿沟；又如只顾及人类对淡水资源的消耗和过去解决纷争的传统方式去考虑它可能引发的结果。但未来毕竟只能是人类对环境的改造、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以及两者的综合。同样的电子计算机和同样的上网时段，不同的人会从中获得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信息量，参与者的自觉性不同时的情况更是如此。当然，认清这一事实决不是自我安慰，为故步自封寻找借口，而只在于激励自我，发挥可能争取到的优势，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取得比相邻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更好的成效，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与此类似，水资源的不足确实能使相关国家的纷争加剧，但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总体变化——如国际间协商和调解机制的加强，毕竟会使将来与过去产生很大的区别，国际间解决纷争的方式也将有所不同，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变化着的积极因素。
　　当然，国外这些未来学研究趋势有其合理的一面，这些问题确实已经存在，且在演变，值得我们关注。但我们在探讨及制定对策时，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主见，尤其应该运用已经实践验证的主客观相互作用辩证发展的正确认识，进行独立思考。
同样，在对事物发展必然性、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上也有两种值得关注的倾向。一种是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种则是过分强调事物发展必然性、规律性的不变一面。
　　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往往会把知识提到无所不能、可以创造一切的不适当高度。发达国家某些学者关于信息非物质性的强调，更造成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或者仅仅依靠思维活动便能取得实际成果的假象。我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解，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的见解造成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在客观规律面前人类是无能为力的。
　　要真正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需对事物的存在方式作专题的深入的哲学探讨。不过，只要我们对现实及其趋向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在现实面前，人类既不能为所欲为，也不是“听天由命”。不论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取得何等辉煌的成就，她所能争取到只能是必然中的自由，把思维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高度，不仅会降低预测未来的准确性，而且会造成因没有顾及未知事物之间相互作用造成意外结果的失误即恩格斯提醒我们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14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至518页）；另一方面，思维活动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确实不可低估。因为，在相互联系中变化发展的任一事物，都有产生多种——甚至截然相反结果的可能，这就留下了可供人们选择的广阔余地，亦即是必然中的自由。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经过有关部门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经过企业内部的协调努力，在这几年中取得了摆脱困境的显著成效，便是明证。
　　有鉴于此，中国的未来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有效地控制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结果，逐步形成建立在我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的未来学研究系统。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社会发展中
可能发挥的作用
　　钱学森先生不仅列表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所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最深层次的精辟见解，而且在上述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指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国外的一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犯错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老是弄不清楚。” 〖143〗（该书第112页）。这就启发我们：在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在今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时，应当充分发挥与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紧密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思维教育、人才培训、创新能力锻炼、以及协调两个文明建设关系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普及真正成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团结向上的不竭动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中作用的增强，人们越来越自觉的意识到教育对每一个国家民族未来的极端重要性，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人类改造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那末，怎样才能实施钱学森先生在上述一书中通过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来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具体设想呢？如何使我们民族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以弥补发展知识经济起步较晚的不足呢？有三个环节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切实抓好。
　　第一个环节是：应该以辩证思维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人才培训的基本任务。
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对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设施的改善、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方式的改变、以及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完善，都以作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这些都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的。不过，如何用一种整体的观念去协调上述各方面的关系，使它们共同的发挥出最佳的效益，仍然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并且不能不求助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求助于辩证思维。
　　因为，只有辩证思维，才能更为确切地反映出教育体系各方面之间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实现预期的目的。事实上，教育资金的投入，设施的改善，类似于计算机工程中的“硬件”；而教育目标、方式、手段和方法的确定，则相当于计算机工程中的“软件”，没有“硬件”，最好的“软件”也无应用之地；没有性能卓越的“软件”，“硬件”的作用同样会受到制约。至于在什么情况下要增加“硬件”设施，在什么情况下要改善“软件”功能，如何使两者的匹配发挥最佳的效益，这虽与人们的认识有关，但在根本上取决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科学知识、技术水平、以及经济和社会体制等等客观因素，辩证思维在发展教育事业总体上的指导作用，显而易见。
　　不仅如此，辩证思维的培养还能为受教育者结合自身特点，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指明方向和道路，使他们的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一点在知识已经大量积累，且以“爆炸”速度增加的知识经济时代显得尤其必要。上世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验：我们在浩繁教材中做过的题目千变万化，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公理、定理、定律、公式为数毕竟不多。况且运用这些公理、定理、定律、公式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行办法，也有它们各自的规律。在多数情况下，掌握这些规律，掌握准确运用这些规律的方法，远比死记硬背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重要得多。当然，掌握方法和解决问题之间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的。辩证思维在教与学的领域内大有可为，它能够提纲挈领地指导人们有效的掌握日益增多的各种知识，并为日后创新能力的增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环节是在社会实践中切实抓好创新能力的锻炼。
　　现今，创新概念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对这一概念的思考，往往停留在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一方面上。创新固然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它确实离不开人类自身潜力的发掘。不过，只要我们深入剖析创新成果的内在根源，我们将会看到：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指，创新的可能性根本上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之中，知识经济的可持续性本质上是事物发展无限性在人脑中的反映。因为，人类要把自身的创新思维物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创新成果，就必须使这种原来的人、物关系有条件地转化为范围更广的物、物关系。创新活动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它像其他所有社会实践一样，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辩证统一。创新既是人类的主观活动，又有受制于客观事物按其自身规律变化发展的被动一面，只有辩证思维才能指导我们正确的认识、恰当的处理创新涉及主、客观两面的基本事实。
　　在远比教育领域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最难被人们正确掌握。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了专题研究和精辟阐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就在他本人后期的活动中，也没有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日益发展，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错综复杂，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创新活动都需要在复杂思维指导下进行连续的创造性实践，极易造成它们仅仅依靠个人主观活动的假象。但实际上，思维指导下的每一步实践，都需要以主客观的一致作为实现预期目的的先决条件。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创新活动过程的每一环节及其全过程，都体现了主客观的辩证关系，能不能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创新活动中的指导思想，情况和结果会大不一样。尤其在当前国外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解不多、不深，对外开放或多或少助长了国内轻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倾向的状况下，仔细体会钱学森先生要求我们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殷切期望，确实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明示出我们攀登科技高峰、增强创新能力、振兴中华民族的求进之道。
　　第三个环节是协调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促共进的内在关系。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促共进的内在关系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已得到了深刻、全面的阐述。《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在新形势下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力保证。要努力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144〗。现在及将来，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落实这一历史性的决议，如何使它的精神实质贯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积累了两个文明相互推动的宝贵经验，也有过两者之间不相适应导致曲折的严重教训。要使党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逐步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针，我们必须探索一条既符合时代潮流，又贴近人们生活的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通过学校教育、人才培训、社会实践中辩证思维的培养、锻炼，使人们从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的亲身体验中，切实感受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必要性，使这门曾经吸引了千百万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过划时代作用的伟大科学，跨进溶入人民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新阶段，这将是我们可以寄予厚望的正确选择。
                         
 
 

第十八篇、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 重要课题
　　本文内容要点 ：
　　争论是人类在认识事物、改造世界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然现象。本文从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争论的言论和实践、恰当评价建国以来的各种论争、以倡导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争论的良好氛围落实党的“双百”方针这三方面入手，为开展正确的政治研讨、思想交流、学术争鸣提供有针对性的思路。并且，较为系统的表述了关于学术争论的指导思想、衡量准则、方式方法、以及结论评价等等方面的意见。
一、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令人信服的昭示：任何事物都在对立统一的状态中存在，它们的变化发展都有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结果的可能，用人类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也即是有产生好的、坏的、有好有坏或时好时坏等多种结果的可能。客观事物的这种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认识既有受事物展开程度制约的渐进性，又有与事物发展过程相关的积累性。再从人类自身来看，每个人的资质、智商、身体素质、环境条件、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处世态度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不可能完全一致。由于人类是通过在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来实现预期的目的，他们的预期目的如何确定、能否实现、怎样实现，都受主客观两方面多种因素的制约，彼此之间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争论，是无可避免的。尤其在涉及到国家、民族或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时，在知识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进行适于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争论；更具有深远意义。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根据历史任务已由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转向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历史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和一切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适时应势的明智之举，也是学术争论能够推动时代进步的明证。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由于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这个方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就“名存实亡”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严重破坏”，成为“一家专政”。这一曲折的产生，既使新中国贻误了宝贵的时机，也给人们留下了苦涩的回忆，造成了人们对争论的误解。
　　不过，这一曲折的产生，是当时严峻的客观环境使然，并不表明争论只有造成混乱的消极作用。在这方面，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与发扬，已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榜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由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并不是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现今使人们深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恢复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传统，认真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制定出来，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由此启发我们：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实际工作中，要开创繁荣昌盛、足以自豪的崭新局面，也应该正本清源，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入手。作为实施这个方针的一个切实步骤，就是要营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争论的良好氛围。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相当时期里，国内政治、经济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各项任务紧迫繁重，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亟待消除，这种情势确实不容许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干扰。但我们党在各种庄严的会议上多次重申“双百”方针的正确性，一些有相当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争论也在自发的进行。这些都充份的表明：争论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尤其在跨入新世纪后，国内外的形势又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已经清除，加入WTO和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发展教育、全面创新的时代要求；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的严重危害也从反面向我们警示：放任精神骗子鼓吹伪科学的谬论，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我们从倡导适应时代潮流的学术争论入手，以深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去实现思想领域内的“改革开放”。
　　总之，人类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全都向我们表明：矛盾确实是普遍地存在的，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包括方式适宜的斗争）、融合，是矛盾转化、解决的必由之路，尤其是不同认识的相互交流、切磋也能使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国理论界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演变就是明显一例；三峡工程中坝方案的选定，同样使我们受到了类似的启发；著名科学家牛顿也曾说过，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思想、学术上方法得当的争论，能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反映事物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更能发挥取长补短、全面掌握事物变化发展及其结果的积极作用，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为优胜劣汰争取进步所必需，为现代文明进步所必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秦王朝对全国的统一，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些都是常识性的历史事实。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阶级斗争的片面强调（包括思想斗争和所谓的学术“争论”），贯彻“双百”方针的曲折和反复，虽给人们留下了苦涩的回忆，但也能使人受到深刻的反面教育，促使人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不久前出版的《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在系统的回顾了那个时期代价惨重的“论争”之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意义深远、记忆犹新的争论也作了翔实的介绍。我们既可以从中体会到：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问题不在于如何评价争论，争论是随时发生、无处不在、有多种方式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认识争论，为什么争论，以及怎样进行争论，我们不应该无区别的否定一切争论。我们还能够从中认识到：应该根据当前的现实制定规范争论的必要准则，使党的“双百” 方针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之中，营造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氛围。这是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课题。
二、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争论的 言论和实践
　　在正确认识人类为了掌握事物变化、改造世界而进行争论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营造适于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争论的良好氛围，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时，有两个认识上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争论的言论和实践。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多次强调不进行争论。他在1992年明确地宣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145〗有些学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争论的不可避免性，指明：“‘不争论’……本身也是一种‘争’” 〖146〗但却把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归功于“不争论”指导思想的实施，并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治国良策，作了片面的阐述和发挥，客观上起着误导作用。
　　要讨论有关“争论”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争论”一词的含义，并结合实际的效果加以对照。《现代汉语词典》对“争论”这一词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各执己见，相互辩论” 〖147〗。可见鉴别是否属于争论的标准有缺一不可的两条：1、能否坚持自己的见解，2、是否以论述或论证的方式，辨别或者否定与己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依据这样的认识，细读《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所收集的文章、讲话、报告，我们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邓小平对争论的态度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并且按争论本身的不同，区别对待。他在1957年4月8日“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篇报告中指出：“各党派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148〗。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参与了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中苏论战。至少在那个时期，他对争论持肯定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之所以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发明”，是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身体验到延误时机、纠缠不清之类争论对国家民族为害极大，他的“不争论”表态是针对那些无谓、有害（如盛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擅长于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人身攻击等等）的争论而发，而对于涉及到国家民族尊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他仍然是据理而争、论证服人。这一点我们既可以用他紧接着所作的说明来证实，也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实质性争论中得到印证。
　　就在说明“不争论”是他的发明之后，邓小平紧接着解释道：“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149〗同样，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不搞理论问题的讨论，主要也是因为：“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即“……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不能拖”。“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且在“……大胆地改革开放”的同时，“抓紧惩治腐败。” 〖150〗抓好党的建设。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邓小平是抱着满意的心情回顾自己积极参与关于“两个凡是”以及真理标准的争论的事实。而且，在与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在阐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时；在说明 “……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了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时；〖151〗在强调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时；在评价美国政府政策的一贯性时；在谈论对安徽“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时，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邓小平全都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在有关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虽然，由于他的卓越识见、独特能力和崇高地位，他的言谈总是被当作定论，争论的特征虽不十分明显，但用关于争论的上述含义来衡量，争论的特征还是相当鲜明的。尤其在涉及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时，他对错误的见解、言论从不采取宽容姑息的态度，虽无争论之名，却有争论之实，我们理应由此得到启发，对不同的争论要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关于“两个凡是”以及真理标准的广泛深入的争论；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发展经济特区和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等等问题方法较为妥当的争论，我们国家能有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的今天。
总之，从精神实质上理解邓小平关于争论的言论和实践，我们就能懂得：既要反对贻误时机、纠缠不清、有待于实践检验的无谓之争，又应坚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文化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时机适宜、方法得当的思想斗争和学术争鸣，两者不可偏废。
三、恰当评价建国以来的各种争论
　　在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营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术争论良好氛围时，思想认识上应加解决的问题之二是：正确认识建国以来连续不断的各类争论。
　　建国以来连续不断的各类争论——包括政治斗争、思想批判、学术争鸣，早就引起“良知学人”的应有关注，作为他们“国史研究的心血结晶”：《实录》一书，客观翔实地记叙了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五届代表大会时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影响深远的35次重大论争——虽然还不是全部的，内容丰富，立论公正，足以作为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可靠依据。该书共分为上、中、下三册，分别介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展开及出现严重挫折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开放时期”中历次重大论争的主要文章、文件、讲话的原文以及事件经过，加上见解独到的简评。鉴于中、上两册在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上均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且与改革开放后的论争形成相当鲜明的对比，本文即以1977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分作两个时期进行探讨。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我们这些过来人，不仅在当时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至今仍有余悸。用《辞典》关于争论的解释来衡量，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片面的思想批判、尤其是过于严厉的组织处理，实在不是争论所能涵盖。究其所以然，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指导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过分强调事物发展的对立斗争一面，认识上受原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传统习见的束缚，认为原苏联已经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它作为模式；政治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主观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低估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经济上则把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即认为在经营方式上，只能统一，不能分散；在组织规模上，只能大，不能小；在公有化程度上，只能高，不能低。并且以为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52〗，并且把革命战争时期的那套做法搬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我们从50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两条道路和“三面红旗” 的大辩论；从60年代关于包产到户的论争中，都能够看到这些错误认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二是衡量准则上的失误，没有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论述，只要违背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不问是否言之有据有理，便己罪不可恕。如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会议之所以从开始的“神仙会”轻松形式，转向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件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击，并且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尤其是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其原因当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共全党，特别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识不足。…。2、中央党内的民主空气已受到破坏。…。3、毛泽东彭德怀二人历史上的关系及在庐山会议上的发展。…。4、国际因素的影响。…而恰在会前，彭德怀访问了苏联、东欧。” 〖153〗。
　　三是方式方法上的失误，牵强附会，简单粗暴。以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代替摆事实、讲道理。如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论争，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批判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左’倾思想的一度横行，伤痕恶果之累累，史所罕见。” 〖154〗。
　　四是预期目的上的失误，片面追求学术争论的政治效果，在学术争论没有取得较为正确一致的意见之前，就作政治结论，甚至进行株连亲戚朋友及有关人员的组织处理。如反右派斗争以及对《新人口论》和“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等等。有时甚至达到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程度。
　　但是，争论毕竟是人类认识事物、改造世界的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之一，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上述对争论的片面理解和过激行为上，也印证在其中有些争论虽经多次曲折，却最终获得正确结果，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事实中。该书关于价值规律、关于农村包产到户、关于《新人口论》的介绍更加发人深省。它指出：1956~1957年、1959年、196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关于价值规律的三次争论，“…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其中许多正确的思想和观点，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甚至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我国经济体制目标的 抉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155〗，它指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虽然“受到长达一年多的政治批判。马寅初顽强的予以抗辩，最终被认定为‘向党进攻’而被打倒。但是，历史最终还是确信，马寅初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156〗（中册第74页）；它指出：“第三次包产到户的试验虽然被批下去了，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的出现和引发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先声’和‘预演’” 〖157〗。
　　回顾这一时期的论争，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论争的个人色彩太浓、政治干预太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不过，在大多数论争由人为挑起的表象深处，蕴含着它们随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必然一面。忘却这些论争的历史或许能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但绝不是正确的措置。人们若不能在认真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业已开始出现的良好风气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进行正确争论的必要性，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灾难就有重新降临或变相再现的可能。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造成该时期论争失误的主要原因，其用意就在于：为开展正确的政治研讨、思想交流、学术争鸣提供有针对性的思路。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个时期，《实录》下册收集了从“恢复高考前后的论争”到“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争”共13次论争。我们高兴的看到，党的“双百”方针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贯彻，这个时期的论争发生了一些令人振奋的重大变化：
　　第一、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事业百废并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倡导政治、思想、学术上的论争，《实录》收入的这一时期的大部份论争基本上都是自发地形成，其中至少有5次争论仍有延续下去的可能，关于三峡工程的论争甚至持续13年之久，这一事实既表明党的“双百”方针正在有效的实施，也表明争论确实是无可回避的。正如金春明先生在权作全书序言的“关于论争的一点反思”中所指：“应该承认，论争之多是同客观存在的社会大变动紧密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急骤和变化的巨大，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难以适应，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看法。…在这样情况下，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158〗。
　　第二、论争的各方都能较为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开始形成互促共进的风气。尤其是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项目”的三峡工程，“这个从本世纪初孙中山提出的设想，到50~60年代变为毛泽东所言‘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和在葛洲坝的初步试行，到90年代的正式实施，其间经历了无数回合的论证和论争，渗透了无数英才的智慧和心血。”更值得我们深省的是，现今正在实施的中坝方案提出者杨彪的一次发言，他说：“…从50年代设想过的高坝，到目前国务院原则批准的低坝两相比较，可说是各有利弊，各有大利、大弊。其实利与弊，是客观对立的条件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实际。因此对我也有一个深刻的启发：为什么不寻找一个新的方案，在相互矛盾、相互制约里求取各方最大的效益值，从而把各方面的弊与害平衡到大家都认可的最低限度？” 〖159〗。应该看到，三峡工程的兴建是正确进行争论所结出的硕果，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类似的事例较多，很值得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政治、思想工作借鉴。
　　第三、这一时期的论争在处理上较为慎重，在对“伤痕文学”的评价上；在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中；在“蛇口风波”的讨论里；在三峡工程的表决中；在对特区应不应该继续“特”下去的探讨中； 已改变了前一时期以强制为能事的霸道风气，再没有迫害或株连，并能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这种做法符合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值得提倡，当然，保留意见也应以不影响己得结论的实施为前提。
　　如前所述，建国以来连续不断的争论，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它们之间又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前一时期给我们国家民族、家庭个人都留下了不可忘却的记忆，后一时期则使我们恢复了再创辉煌的信心。但它们两者都是由事物发展的矛盾性、人类改造世界的复杂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所产生。而且，要从根本上防止前一阶段灾难的再次发生，也只有更加认真的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巩固发扬后一时期已经开始建立的良好风气，勇敢地面对争论客观存在的严峻形势。
　　总之，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的论争之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以及政界的反感，是因为它们的某些做法背弃了党的“双百”方针，破坏了争论的正常进行。在许多问题上，它们不容许各执己见，更谈不上相互辩论，而是单方面的带着既定目标和先入之见进行批判、斗争、人身攻击、组织处理甚至株连他人，大大超出了争论的原有含义。改革开放时期的争论大多不再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但仍然自发地产生，有些还获得了积极的成效——如三峡工程的论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提出，并在前一时期曾被扭曲，但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它的正确贯彻，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他重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改革开放年代，党多次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上重申“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强调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对他提出不争论是他的发明的说法，应作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应该联系当时国内外的情势作全面完整的理解，决不可因噎废食、望文生义。
四、积极倡导适于时代发展需要的 学术争论
　　在我们即将置身其中的知识经济时代，包括社会科学——如人才管理学科和营销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科学，已经具备了直接的经济价值。世界各国在普遍关注教育硬件的投入和设施改善的同时，势必会越来越注重教育软件——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正确的学术争论在教育软件的建设中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创新思维将会在争论中产生——如三峡工程建设中坝方案的提出；争论能够推动创新活动的进行——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尤其像我们这样知识经济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成功经验的同时，另辟蹊径，充份发掘经济投入相对较小的智力潜能，改变自身在未来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国家在贯彻“双百”方针中经历曲折的教训，提供了营造学术争论良好氛围的鉴戒，应该认真的总结。
　　首先，我们应该取得关于争论指导思想上的一致认识，这种一致认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确认争论是一种时刻发生、不断变化的客观现象，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为争论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争论的负面作用尽可能减少。将争论作为达到个人或小集团某一目的的手段，其结果将害人害己；回避争论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其二、要确立“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先进文化的进步，不利于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争论就失去产生社会价值的前提，就不能构成融合不同意见的统一基础，就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前一时期那样违背争论的应有之义。只有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依据，争论的各方才有共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取得衡量准则、方式方法和成果评价上的一致，获得取长补短、互促共进的创新成效。改革开放年代中的争论已有了这方面的良好开端，今后更需要我们积极的倡导，自觉的落实。
　　其次，我们应该在总体上确定较为客观的、公正、公平的衡量准则。即以实践的效果作为检验、鉴别争论内容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标准。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情绪化倾向的产生，在事实面前讲求平等，以事实及其变化发展结果为依据，以能否获得实践中的预期效果作准则、分正误。
再次，要倡导正确的争论方法，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进行人身攻击，不唯我独尊；摆事实，以理服人，相互尊重，共求进步，一切为了国家民族的将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最后，要辩证的评价争论的结果，避免绝对化。客观事物的变化有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历史的发展也可能出现反复和曲折，在不影响争论结果实施的前提下，要容许不同意见的保留，更应该关注不同意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位的可能，充分发挥争论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积极作用。
由农村起步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双百”方针的进一步实施，也能使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跨上新的台阶，并使两者相得益彰。希望有识之士都来审视作为落实“双百”方针切实步骤的争论在时代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十九篇、 创新面面观——中国今后发展的哲学思考之一
　　本文内容要点：
　　创新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为了使创新意识转化为振兴民族的物质力量，本文从国家、企业、个人的不同角度，对创新的本质、特征、方法、道路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一、紧迫的感受
　　中国参加WTO初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趋势，知识经济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使我国各阶层人民日益强烈的意识到创新——包括思维创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学习创新、技能创新等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把这种共识转化为举国上下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使之产生方方面面的积极效应，我们应该对创新的本质、特征、方法、道路，以及国家、企业、个人如何落实等实质性问题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哲学探讨，从攀登理论高峰入手，为有效的长期的实践打下扎扎实实的思想基础，为卓有成效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有力的科学保证。
二、创新的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本质与事物的现象是相互依存、反映事物外在方面与内在方面以及两者关系和人们认识深度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内部共同的、相对稳定的“一系列必然性与规律性的综合”。〖160〗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先来剖析一些成效卓著影响深远较为典型的创新事例，然后从中概括出创新的本质。
家庭电脑的普及和信息网络的建立正在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活动方式，构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它们无疑是上个世纪最有价值的技术创新的典型事件。这两个事件看起来似乎只是电子计算机在不同领域的实际运用，但它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依靠在不同客观实体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并以这种新联系的建立去促成原有客观实体产生新的变化，使两者构成一个推陈出新的连续过程而产生出来。前一个事例是电脑与个人兴趣、生活之间新联系的建立。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曾这样叙述他迷恋计算机的开始：“计算机太伟大了，你一旦操作它，就可以立刻得到结果。…简单程序产生的反馈尤其一目了然。就是到了今天，一想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的程序正确，机器就会不折不扣地遵循我的指令去工作，我就激动不已。” 〖161〗，很明显，这种关系不同于计算机单纯地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后一事例则是电脑与电脑之间信息交流新联系的建立，这种新联系在电脑的外表上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由于电脑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会产生大量的新的能实际参与事物相互作用——通过人的实践的新信息，这种新联系的建立，为每个人开辟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使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类技术创新的本质就在于原有客观实体之间新联系的建立和新成果的产生，以及两者的良性循环。
　　企业的创新与此类似。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厂矿企业曾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这一方法的实质是改变以往对产品成份或性能指标由专职人员进行测定的质量控制旧观念，将生产、销售、销后服务、使用者的信息反馈综合成一个质量体系，发动全体职员——包括设计、管理（包括质量检验）、操作、营销等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并且运用数理统计、图表分析等多种科学手段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理。据介绍，这一新方法曾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日本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经验而形成的管理创新。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使用者之间新联系的建立，如果没有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如果没有图表分析等科学手段在企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这种管理方法能产生出创新的成效。
　　中国学者兼企业家夏令生先生在“中国第三届经济与管理创新大会暨2001年学术年会”上提出了观念更新的10个观点和管理创新10大关系，其中有不少内容都与改变客观实体之间原有联系或人脑的思维方式有关，这也在根本上体现出创新的本质就是改变客观实体之间原有的联系、建立新的联系，追求新的成果。
　　国家的创新也毫不例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在分析日本经济起飞的奥秘时，指出了它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成功之举，该书以本田、松下的经营成果为例，强调：“现代科学术的综合化趋势，使人们意识到完成‘代替性技术’的发明越来越困难了，而‘综合’旧有技术创造新产品是一条发展工业的出路。日本看准这点，提出了‘综合就是创造’的思想，并使之成为技术开发的重要指导思想。” 〖162〗。
　　实际上，综合就是原有事物的改造、原有事物之间新联系的建立、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过程，产生成果。所以，这一段话也能很好地印证我们对创新本质的上述理解。
　　我们还能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对“人类智力的起源和进化”、对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合成新药物等其他章节的大量叙述中体会到：一种新的结果的产生，离不开原有客观实体之间新联系的建立，离不开这种新联系建立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变化。该书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措施”一节中对技术创新概念的解释，对技术创新过程的表述，尤其是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具体措施的说明，更加鲜明的体现出：创新本质上就是事物本身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新转化和新组合。
根据以上对各种创新现象的简要分析，我们就会认识到：创新的本质就是人们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价值取向，构思、实现客观世界可能产生但从未实际产生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转化，并获得了预期的成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三、创新的特征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作了如下解释：“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163〗。依据这一解释，综观上述各例，我们就可以对创新的特征作如下表述：创新就是旧思维、旧做法的扬弃和新思路、新举措的实践，并且最终取得成功。扬弃，就不是完全抛弃，而是在否定其中不合时宜部分的同时，继承并发扬仍有价值的其他部分。实践，也包括在失败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直到实现推陈出新的预期目的。
马俊如教授在分析科技发展使知识创新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以皮埃尔·居里夫妇与比尔·盖茨的对比为例，指明了“科技发展使知识创新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认为创新的动力已由“探索奥秘的特殊兴趣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逐步演变为主要是为了权益，如名和利，特别是利”。“拥有发明成果并得到成功应用的科技人员不再是清贫世界里的寒酸人士，而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164〗。指明这些变化对激励创新无疑地有积极的意义。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比尔·盖茨与先前的科学家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只要将他对自己迷恋计算机的说明与居里夫人“努力工作，不问结果。”的铭言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感觉到他们都有执着的敬业精神。再结合《未来之路》一书第三章《计算机行业的前车之鉴》中关于成功与失败的理性思考，我们更会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科技更加昌明的将来，实事求是的敬业精神、不怕失败的毅力、周密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仍将是创新活动应该继承、发扬的必备条件。
　　说到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提出，它仍然以产品符合人的使用要求为核心，并没有将产品性能的指标性检测完全排除或否定，创新的扬弃与实践求新的基本特征直观而明显。
　　日本的“综合就是创造”思想以及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举措也都具备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创新特征。从根本上看，创新的基本特征是由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性决定，是创新本质的外部表现。认清这一事实，我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四、创新的方法
　　创新没有现成的方法，现成方法获得的成果就不一定是创新。不过，本质既然是“一系列必然性与规律性的综合”，创新的本质就是事物本身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新转化和新组合，只要我们切实有效的认识和掌握相应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在科学认识事物原有联系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适合自身特点、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创新方法。那末，与创新有关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究竟有那些；怎样才能在科学认识事物原有联系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呢？我们仍然从分析一些具体事例入手。
比尔·盖茨在叙述自己在童年就迷恋于计算机的经过时曾说过：“我们太年轻了，不能开车或进行别的寻欢作乐的成人活动。”他还指出，：“如果你曾观察过某个儿童用纸板卡通和一箱腊笔创造出一艘带冷温控制的太空船，或者听到他们即兴制订一些规则，…你就知道这种要求一个玩具具有更多功能的冲动存在于创见性儿童游戏的核心。这也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 〖165〗，这段话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环境；二要有改变现状的冲动。同样，产品质量在商品生产中是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千百次的常识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它当成一个有各种主体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进行管理。日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改革和加强技术创新体制，虽在制定技术措施之前，对国外发展状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因过去十年经济萎靡不振所致，且借此寻找自身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最后又以此作为确定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及所需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仍在于自身的实际需要。我国有识之士最近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观点，有的放矢提出了产权、体制、市场以及服务体系方面的见解，也能给我们类似的启发，我们真诚的期待它能产生出积极的成效。现代科技中的基因重组、新药物试制通常也需要从人们能够接触到的现存事物入手，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价值取向去构思、建立它们之间的新联系，以获得它们可能产生的新成果。依据以上分析，我们在寻找有效的创新方法时，应该牢牢把握以下三个方面：即从自己的实际情况着眼；从建立新联系、全面评价这种新联系所能产生的新成果入手；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自觉探寻事物变化、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以形成行之有效的独创方法。
五、创新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都与市场活动息息相关，它们最切近的实际就是市场的动态，它们的创新活动自然应该以市场为出发点，从建立市场内部及外部的新联系入手，在市场运作中探索创新的道路，并且接受市场的检验，由市场作最终的评价。尤其是企业的创新道路，只能通过市场调研逐步开辟，舍此别无他途，但对国家和个人来说，我们在认识探索创新道路共性的同时，需给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应有的重视。因为，国家及个人与企业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另一面。拿国家来说，它和企业都需要进行商品生产，都能在健全市场机制中得益，因而都必须立足于市场的客观现实，探寻发展市场经济的创新之路。但国家要妥善处理利益有相互冲突一面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等等，它的创新之路就决不能限于企业这一层次。情况很明显，我们对伪劣假冒产品的危害都深有体会，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使消费者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危及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但它毕竟是“市场引导企业”的结果——尽管是消极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它甚至能够得到地方保护主义者的纵容和庇护，国家必须对这种不正常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打击。故此，国家的创新之路不能仅限于市场这个局部，而应该着眼于整个社会生产、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国家民族的今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这些范围更广、联系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深远的领域中探寻。
　　针对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一定的时期内，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的职能是十分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国家更需要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三个标准，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讲话为指针，从远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总体上进行创新之路的长期探索。
　　个人也有不同于企业的特点，他在介入市场活动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学习阶段，即使在参与市场活动之际，也仍然要解决婚姻、家庭、道德修养以及如何立身行事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虽与市场导向有关，但在准则和目的方面均与企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尊重它们之间的区别。尤其在思维创新和技能创新方面，个人必须切实的加以解决，作为进行企业创新的必要准备。决不可被市场误导，陷于眼前的一已私利而不能自拔。
六、结束时的寄语
　　创新无模式、无止境。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都应该从认识事物变化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着眼，从建立最切近的事物之间可能发生但从未实际发生、且符合自身价值取向的新联系入手，通过实践进行验证，索取成效，并使之成为一个形式上往复不断、内容上不断充实更新的延续过程，使创新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
               

第二十篇、创新人才的培育需要教育指导思想的相应转变
　　本文内容要点：
　　本文从创新人才的培育着眼，从分析时代特征、知识应用、创新举措三个方面的情况入手，论述了教育指导思想需要在继承“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已有知识技能等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把辩证观点、思维方法、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作为在新世纪发展教育事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部署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意在引起人们对转变相应教育指导思想的应有关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新人才的培育是一项关系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群策群力，更需要我们在继承教育领域“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已有知识技能等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把辩证观点、思维方法、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作为在新世纪发展教育事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部署的指导思想之一，使创新成为一代新人的最基本素质。
　　这一认识的提出以以下现实为依据：
　　第一、21世纪是一个以开发信息资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在认识事物、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已达到空前的规模，她所掌握的知识还以“爆炸”的速度在不断增加，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未来趋势，再按照老师讲解己有知识、学生死记硬背或者亦步亦趋的方式去进行教学，这对两者都将是不堪胜任的重负。唯一的出路只能在于：老师把所有知识，按照它自身的层次结构浓缩成一些最基本的观点，指引、辅导学生通过翔实的科学资料，理解、掌握这些观点，融会贯通所学知识的内在联系，提纲挈领地把握这些知识本身的内容要点，了解概况。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近83岁高龄时曾亲手绘制了一幅涵盖当今世界所有学科、艺术门类的表格，其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所有知识的最高概括。他的创造性劳动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我们应该根据科学、艺术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按照知识的内在联系，由浅入深地培养学生关于区别和联系、整体与局部（总括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学习与创新等等的辩证观点，又反过来用这些辩证观点来指导学生去领悟（除少量内容需熟记外，其他只求大致的了解）有关的科学、艺术知识，使两者相辅相成，为日后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创新能力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上世纪从高等院校出来的实际工作者大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在校期间学过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知识，很少能在日常工作中具体的应用。即使是专业知识，也往往由于社会变化和知识更新的节奏加快，产生“学过的用不上，要用的需另学”的感慨，最能使自己受益的则是在校养成的良好习惯、敏捷思维、以及所掌握的科学方法。信息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使学校教育中作风、能力的培养和方法的掌握，显得更为必要。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挖掘教育质量方面的潜力，以弥补发达国家增加教育设施后可能被进一步拉大的差距。
　　实际上，教育质量的提高，类似于计算机工程中的软件开发，它只要较少的物质投入，即能产生较大的教育效益，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弥补教育设施投入不足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第三、我们今后的教育倘若以创新人才的培育为目的，那就应该对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创新虽无一定的模式，但它毕竟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具有共同的本质、特点和可参照的方法、道路，学校应该结合各种专业的课程，通过典型事例的认真分析和综合，使学生了解到创新对振兴民族、增加自身价值的重要性；了解创新的本质、特点、方法、道路，为他们进入社会后施展才华创造条件。
　　在这方面，钱学森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从总结现代学科、文艺门类入手，联系当前的现实，展望未来的趋向，从中寻找尚未引起关注、却有发展前景的新学科，选择促进社会的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的突破口，期待我们国家能够在新的世纪中，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思维创新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推广。
　　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一个需要集体探讨；并在长期实践中验证才能求得正确解决的基本课题。本文的用意只在于提出一条思路，抛砖引玉。
                           
 
第四部份、几种认识的辩析
第二十一篇、关于科学、价值以及哲学的思考
——读《哲学的嬗变— 从拟科学到拟价值》
　　本文内容要点：
　　今后的哲学发展应如何取向？它与科学的关系究竟怎样？深化为哲学范畴的价值需要怎么定位？本文从探讨某些学者轻忽科学改造世界的现实作用、突出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一面、夸大价值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等片面观点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着重说明：一切价值化的结果既没有改变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中的现实作用和重要地位，也没有改变或者取代物质第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结论的依据和理由，并据此提出了全面考察、恰当评价科学、价值、哲学三者关系的必要性。
一、引言
　　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是否己使哲学产生了从拟科学到拟价值的嬗变呢？这个问题涉及到科学、价值、哲学这三者，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未来哲学的基本方向。应该在学术上展开广泛的讨论，
二、哲学仅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吗
　　哲学拟价值论者以强调科学的认识功能为手法，回避科学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它在介绍古代哲学与科学的情况时写道：当时“……哲学与科学具有相同的使命，说明世界之谜”〖166〗它在阐述牛顿与康德的哲学观点时认为：“这样，牛顿和康德对人类认识重新进行了分工；科学去认识世界（既认识世界之现象，也认识世界的本体），哲学则退出认识世界之路，专司理性批判之职。”〖167〗它在解释世界观哲学与价值观哲学的理论功能不同时指出：“世界观哲学在于描述世界、解释世界；而价值观哲学则在于证伪世界、批判世界、改造世界。”〖168〗它还在分析经济学价值观念与哲学价值观念的不同时总结道：“总之，科学理论在于描述事实世界，而哲学的价值在于追求未来世界。”〖169〗
　　科学真的只追求描述世界、认识世界；而把批判世界、改造世界、追求未来世界留给价值哲学吗？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在对科学定义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后提出：“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它接着又指出：“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在社会总体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即认识世界是科学的认识功能；二是在物质文明方面，即改造世界是科学的生产力功能。”〖170〗
　　在科学发展的一个相应时期内，科学确实只能以描述世界、认识世界为目的。但由于人类的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辩证关系；科学实验作为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又直接面对着客观事物及其相应的变化发展规律，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科学不可能永久的仅以描述世界、认识世界为限。当今世界，与技术融合为一体的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按照人们的意愿，人工培育众多的动植物新品种，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物种，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达到更高的水平。”〖171〗。现代科学技术在传统的工业、交通、能源，以及新兴的系统工程、通信设施、信息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等方面都已发挥了使整个世界面目一新的显著作用。人们还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旨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重大决策，“……要符合科学规律。”“……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决策中的作用，认真听取科学界的意见。”〖172〗面对着科学正在十分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现实及其趋势，我们怎么能曲解科学的目的；侈谈只有价值观哲学才能承担改造世界的责任呢？
三、哲学的科学化失败了吗
　　哲学拟价值论者在片面强调科学认识世界的目的性和独立性之后，还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总结：“纵观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我们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哲学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作了一个长长的科学之梦，它幻想要象实证科学那样地去建构世界并同时建构其自身。但是，它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实证科学在说明世界问题上的巨大成功迫使哲学放弃建构世界观的科学理想；二是由于哲学本身在解释世界问题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逻辑困难。因此，哲学不是科学，只是拟科学，即曾经是科学的或曾经是追求科学的。
　　第二、科学完全有能力认识世界，科学不仅能认识世界的现象，而且也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因此，哲学不应该是世界观，哲学不可能是世界观，哲学没有必要是世界观，……哲学在科学之外而不在科学之中。”〖173〗
　　实事求是地考察哲学与科学从古到今的关系史，它们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人类在沿着科学的道路去探索改造世界的有效方法和理论依据；建立科学哲学的漫长过程中，既有失败的苦涩，也有取得进展的欢愉，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古代的哲学把世界的本原设想成某种或某类的物体，唯心主义者把世界的统一性设想成纯主观的能力，机械唯物论者一厢情愿地用局部的科学理论特征去替代对整体的哲学对象的全面研究，它们确实都失败了，但失败的主要根源却巧在于它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它们既称不上科学，也不是拟科学，实质上只能作为非科学。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哲学科学化的失败。
　　因为，科学的原则就在于它们十分尊重物与物（“实事”与“是”）之间相对于人与物（包括“求”）之间关系的优先地位和客观性质。虽然，物与物关系最终还需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才能在意识中形成正确的反映，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相应规律，却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所能限定，更不用说取代。正如我们根据不同的化学反应（物与物关系的相应表现）现象去鉴别外观相似的未知物品时，其结论虽靠我们依据感官的观测以及己有知识作出，但化学反应的过程以及结论的实质性内容，却依然由参与反应的化学药品与被鉴定物的相互作用决定。在微观领域内，类似情况更为明显，所有基本粒子都是任何人都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全靠仪器设备对它们进行观测。但从根本上看，人们对它们所作的描述、变革和验证，却只能以不同微观粒子以及它们与相应仪器设备的相互作用为依据。人们之所以将由此获得的知识看成象固，液，气三态的普通物理学知识那样真实的科学结论，根本上只是因为它们全都在客观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全都肯定物与物关系的第一性地位。
　　根据科学尊重物与物关系客观性质和优先地位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确认：哲学走上真正自觉的科学化道路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开始。自此，哲学的科学化不再是幻想，而是一种己取得显著成效的实在过程，并且至今仍与现代科学技术一道，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消除了以往哲学对科学的消极影响，建立起它与现代科学技术互促共进的新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评价黑格尔的哲学时指出：“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表述为：“……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74〗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也有相对的一面，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还在谈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实证材料大量积累，因而需要理论思维作指导时写道：“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75〗他强调说：“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176〗《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则在谈到19世纪德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指出：“德国的哲学革命给德国科学革命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77〗并使德国在1875年和1895年相继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经济中心，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谈到：有些外国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而在研究工作中犯错误。他认为：“研究学问，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再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材料和经验的结合。全过程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178〗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近代、现代科学虽然确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的过去和现在，仍然保持着同哲学的紧密联系，得益于哲学理论的深化，将来更会如此。
　　哲学拟价值论者还多次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世界的本体是哲学所无法认识的，但科学却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本体。如果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某种或某些物体，那末，这样的本体至今尚未发现。根据一切事物均按对立统一的方式存在的科学结论推理，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将来，亦难有可资验证的发现。因为这样的世界本体事实上并不存在，正如永动机事实上无法制成一样。如果认为世界的本体意指与认识论相对的物质统一性，或者说作为所有事物最深层次的世界统一本质。那未，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确属十分必要，且如恩格斯所示，这个所有事物最深层次的统一本质，只能由哲学根据科学成果去作完整深刻的说明。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方面，己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经得起实践长期验证的可喜进展，恩格斯曾将古希腊哲学与当时的辩证法观点作过如下的对比：“……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179〗确确实实，辩证唯物主义对整个宇宙矛盾状态的深刻阐述，对认识与实践辩证过程的系统揭示，以及对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普遍规律的完整说明，己经把原来仅仅依靠思辩去建立结论的主观方式，转移到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道路之上。
　　还应该看到：科学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排除哲学的错误干扰也好，得益于哲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也好，哲学在反映世界统一本质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失败也好，所取得的成就也好，它们全都是由于哲学与科学具有研究对象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互补性所致。尽管，科学既能认识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也能认识相应层次的本质。而且，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综合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似乎己将所有客观事实和规律包罗在内，客观对象中再无哲学的立锥之地。然而，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会出现分工越来越细、综合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矛盾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深层次本质（亦即所有事物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及其相应规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产生以及它对世界的改造又如何统一，作为人类特有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究竟怎样，认识和实践与人类藉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人类怎样才能取得改造世界的最大成效，以上种种与所有事物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及其相应规律有关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改善自身生活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除了数千年来一直环绕着探索这个世界统一本质的哲学之外，它们还能由那一门科学作答呢？继承了以往哲学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内容上虽然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但与科学共进的道路己经确定，其研究方向无可改变，哲学的科学化进程也不容否定。
四、正确认识与评价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为了强调价值观念在改造世界中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巨大作用，哲学拟价值论者对价值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的过程作了如下说明：“真正把价值范畴引入哲学领域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家们。”在西方世界进入商品社会之后，“一切都被商品化，一切都被价值化。不仅人们用于变换的劳动产品变成有价值的商品，而且人的劳动及其人类本身也都变成有价值的商品，人的生存价值化了、人的活动价值化了，人的思想价值化了，政治法律，文化结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渗透着价值观念。”这期间，“马克思以剩余劳动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价值的劳动本性和社会本性，从而把价值概念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提升为一个历史观范畴，使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具有如下属性：
　　第一、精神性或观念性，……
　　第二、应该性或理想性，……
　　第三、评价性或批判性，……”。〖180〗
　　诚然，随着商品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价值作为改造世界取向依据和衡量尺度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但是，一切价值化的结果，有没有改变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同客观对象息息相关的本质特征？有没有取代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中的现实作用和重要地位？有没有在总体上改变或者取代物质第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回答都应当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其一、一切价值化的商品社会，毕竟未能改变人类依赖环境、依靠劳动维持生存的基本格局，未能取代认识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深化、真理必须经过实践验证的客观现实。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促使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时自觉地以价值为取向依据和衡量尺度，但取向也好，衡量也好，它们都属于观念范围，都不能改变实践作为主客观唯一中介的两重性，不能改变科学以客观事实和规律为对象的基本特征，更不能取代科学知识作为人类行动依据，实践作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客观地位。我们可以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主要属性（即精神性或观念性、应该性或理想性、评价性或批判性）中看出，它不象实践那样具备了改造世界的物质性。
　　其二、人类所藉以生存的外部世界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各种事物所组成的整体。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才能干预外界事物的变化发展。纯粹的精神活动，并不能对外界事物构成有实效的影响。人类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虽然具有不容轻忽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但它毕竟要以科学与哲学所提供的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为依据，需要以科学和哲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为手段才能实现。价值自身不具备在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中直接发挥现实作用的物质力量，因而无法取代科学和哲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重大作用。
　　其三、马克思虽然从剩余价值理论着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斗争的根源，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一贯地重视物质的第一性地位。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针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提法，尖锐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的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中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181〗。由此可知，马克思对价值观念的发展，也是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分析为依据，是科学的精神，求实的作风使他获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论据。马克思在谈到他与阿·瓦格纳对经济学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时说明：“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从价值概念中，应该首先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得出交换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者。”〖182〗。故而，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价值观放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整体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恰如其份的评价。根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哲学的价值范畴作如下的理解：
　　价值是判定认识状态，衡量实践效果的主观尺度，认识状态和实践效果，一方面取决于具有自身属性和内在规律的事物变化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类的需求和相应的活动。人类关于前者的智慧积累以及它们向实践活动的转化，构成了包括技术在内、且与哲学保持辩证关系的广义科学；人类关于后者的取向依据和效果判定，构成了哲学范畴的价值观念。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仅指对劳动成果的衡量；哲学的价值范畴则扩展为对事物变化发展与人类需要符合程度的判别，后者则依赖于主客观关系的存在而存在，其实质是世界统一性在思维中的反映。正如哲学的价值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哲学的价值范畴是精神性或概念性的，
五、一点浅见
　　认真回顾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其间的严重失误固然与人们轻忽价值的导向作用，没有充分考虑物质利益在实际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运用价值观念去规划社会经济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适当关系，全面调动它们的积极性有关。但追本溯源，这种种失误都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观地设想进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确实是对过去那种自我陶醉的有力批判，市场经济的运作更是价值观念得到应有重视的明证。然而，当事者的更大感受，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恢复与发扬，是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直接与科学相关的新观点的确立和运用。正是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价值观念才得到深入研究和广泛的传播。展望将来，高科技领域不断开辟，信息革命正在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掌握与科学同步的哲学理论，不断更新自已所应用的科学知识，恐怕是每个社会成员以及国家民族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键所在。对于科学、哲学、价值这三者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理应全面考察、恰当评价，不能片面地把价值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
 
 

第二十二篇、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不容否定无可取代
——读《物质本体地位的危机》
　　本文内容要点：
　　物质是全部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范畴。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是建立在它以辩证方式存在、按客观规律变化、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坚实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阐述实践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他们没有用实践世界观代替物质本体世界观。本文依据这些理解，针对某些学者出于论证物质范畴的地位和作用随历史发展而不断下降的主观需要、直接否定物质第一性地位的片面观点；联系毛泽东晚年失误的认识根源，说明当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与时代同步的应有高度，坚持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的观点实属必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随着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巨大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或者被某些学者看成历史的必然弃置；或者被现代西方哲学思潮遮盖，《物质本体地位的危机》一文更对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进行了直接的否定。不过，只要我们真正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所完成的哲学变革，深刻理解实践的能动性与被动性，切实展望今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将会深切地体会到，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不容否定，无可取代。
一、正确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物质本体地位的危机》一文认为：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下述三种追问方式：即1、世界是从哪里来的。2、世界为什么存在。3、世界为什么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存在。在这三种追问方式中，“物质的地位作用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不断下降。”〖183〗
　　诚然，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历史，过程曲折，内容繁杂，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总结。不过，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乃是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哲学一直以探求世界统一性为己任。依据有二：
　　第一，古代哲学史料和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启发。
中国古代《书经》中的《洪范》篇曾这样说明有着深远思想影响的五行观念：“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爰稼穑”。另一部同样古老的《尚书大传》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水火者，百姓所以饮食也，金木者，百姓所兴生也，土者，万物所资生，是为人用。” 冯友兰先生据此指出：“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作为古代较早的唯物主义思想——“五行” 观念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分不开的。”〖184〗我们不妨设问，这是对世界起源的追问呢？还是对世界统一状况的描述、解释。显然、正确的回答只能是后者。
　　中国古代道家的阴阳学说看起来是对世界起始的解答，但根本上也是出于说明当时某些现象的社会需要，尤其是作为阴阳学说实质内容的八卦，更是形象的说明世界统一与事物内在规律性的出色表现。冯友兰先生在考证阴阳这些名词的出处时曾记叙道：“当时的一个贵族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并指出：“伯阳父以天地之气阴阳失序解释地震，企图向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中寻找自然变化的原因，这是他的这一段话的‘合理的内核'，是唯物主义思想。”〖185〗至于八卦，通常认为是用八种名称及符号代表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这八种客观实体，并且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归纳，去推测预示着人类自身凶吉祸福的事物变化发展趋势及其结果。显然，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观点，都不是追问“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或“世界为什么存在”所能蔽之。
　　将视线转向古希腊和古印度哲学，我们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
　　据介绍，“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有一段彪炳于世界哲学史的名言：‘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186〗这段话天才地猜测到整个世界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本质——内在的矛盾性，应该被理解为“世界为什么作如此这般的存在者存在”的形象说明。同样，印度的斫婆伽派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由四种物质元素——火，风，水，土——构成的。”〖187〗这主要也是针对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原因所作的解释，不能看成是单纯的追问“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世界为什么存在”的产物。
　　第二、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启示。
　　在古代的哲学中，哲学与科学浑然一体。许多哲学家本人就是科学家，他们既传授科学知识，也讲述哲学观点，他们之所以讲述哲学观点，往往是出于深化科学知识的需要。形而上学所翻译的希腊原文就是在物理学之后的意思，它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在编纂他的著作时，把论述概念及宇宙观的学问放在物理学之后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形而上学一词源自《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与在物理学之后讲述概念和宇宙观的意见相近，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到了以封建社会为主要标志的中古时期，以想像的超自然存在——上帝、神、佛来说明世界的宗教，虽然力求控制当时的社会思想，但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的逐步发展，经过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的英勇奋斗，自然科学在形式上脱离了被宗教严密控制的哲学怀抱，循着总结经验，演绎推理的道路，独立自主的发展起来，但两者在根本上仍然保持着亲缘关系。有些学者既是某一自然学科的奠基者，又是某一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如培很，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既是二元论和唯理论的代表人物，又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17-18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发展还使当时的哲学深深地打上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烙印。
　　为什么哲学与自然科学一直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是否足以表明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内在联系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上互促共进的事实，只能用整体与局部的相关性；用世界的统一性及其表现的多样性；用物质本体地位的客观性与物质具体形态被认识反映和被实践改造的可能性，才能合理地解释。人作为组成社会的个体，显然只能与整体世界中的个体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所有这两类个体毕竟是统一世界中的不同表现，他们概莫能外地体现出彼此之间均按必然性变化发展的共同特征，正是整体与局部；不变性与可变性，被动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的客观存在，造成了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并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以上两方面的基本事实表明：所谓哲学追问世界的方式经历了三种演变的说法，根本上是出于论证“物质”范畴的地位和作用随历史发展而不断下降的主观需要提出，不足为信。“物质”本体的概念，虽然只能在人类知识积累到相当程度后，明确地提出，但这个概念所籍以产生的客观现实，却不是人类单方面所能改变。物质的本体地位，是建立在它以辩证方式存在；按相应规律变化、发展；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坚实基础之上。只要我们真正尊重哲学发展史实，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探求物质本体世界的统一性，一直是贯串于哲学演变中的主线。人们从最初把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某一或几种客观实体，或者归结为思维的独特能力，到其后使这种探求服务于宗教，服务于科学，服务于社会斗争；又到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哲学应该立足于改造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们的物质性，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但能被意识认识的客观存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把世界的统一性理解为固定不变、完全独立于认识之外的物质客体，诚不足取，但这种统一性显示着普遍存在的辩证关系（包括物物、人人、人物等所有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解释物质含义的立足点，也是人们对物质本体的理解逐步深化的鲜明标志。那些“关于物质本体地位的存在不过是思维规定而已。”“物质的本体地位是在近代上帝被打倒之后确立起来的”。“本体论哲学家首先设计了一个‘本体'，然后用‘本体'去说明世界” 〖188〗等等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至少到１９世纪，“物质”范畴的地位和作用，全部显示着日益上升的趋势。
二、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
　　《物质本体地位的危机》一文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在于用实践论的世界观代替了传统的本体论世界观，这是‘物质'本体地位危机的根本原因。”“世界观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怎样理解人就怎样理解世界。”“……把思存关系作为世界的本质关系，从而作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符合的。”〖189〗
　　有两方面的事实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曾这样说明他自己所作的贡献：“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下列各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90〗恩格斯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作了更加明白的表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91〗
　　从根本上看，规律不可能为实践所创造，它不过是事物相互作用辩证转化在认识中的反映。马克思的自述和恩格斯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实践强调到取代客观存在（包括规律）的不适当地位。再结合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的有关文章，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在科学理解物质本体观念的基础上，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地位，并以此作为阐明实践具有改造世界能动作用的根源。因为：
　　1、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92〗不言而喻，环境的改变必然以环境的实际存在；并且自立于人的活动之外为前提，方有被改变的可能和必要。
　　2、还是在同一篇提纲中，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注意“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之后，紧接着指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9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世俗基础存在着“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而实践只是人们设法解决其矛盾；使之革命化的手段。
　　3、马克思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针对拉萨尔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一提法，尖锐的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观，即人的劳动力的表观。……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194〗劳动这个概念虽不及实践概念深刻、广泛，但它也是人类有意识的行动，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本质上与实践一脉相承，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剖折，可以作为他不会主张用实践取代物质本体地位的明证。
　　恩格斯还曾通过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精辟分析：通过对人类在实践达到预期目的后要提防自然报复的着重强调：通过对辩证运动规律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表现不同的有力说明；通过建立在当时科学成就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古希腊哲学的鲜明对比，更把物质第一性的应有地位提到了继往开来的空前高度。突出物质第一性的论述在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比比皆是。
　　上述种种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实践取代物质本体地位的意图，他们是在充分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阐述实践对于人类的革命性意义；且把整个世界存在着辩证关系作为揭示实践具有改造世界重大作用的着眼点。思存关系虽是近代现代哲学界针对物质与意识、以及实践与认识这两种不同关系的相对区分而提出。但这种区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则，也适应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是说明人类之所以具有能动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发挥实践能动作用的必由途径；不论现在或将来，这种区分都必须坚持。
至于世界观，它当然仅为人所特有，但既然在“观”字之前冠以“世界”两字的限制性说明，那就表明：它在另一方面取决于世界的本性，认为“怎样理解人就怎样理解世界”的看法，轻忽了“观点”因世界的存在和变化而产生和改变的另一方面，不能说是正确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世界观，但却在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建立起唯物辩证的科学世界观，它没有用实践的世界观代替物质本体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充分体现在以揭示客观规律去指导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实事求是的全面理解之中。
三、恰当评价实践的地位和作用
　　依靠实践，人类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改造世界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有没有限度，受不受限制，还是不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呢？我们先看一看发生在当代的一些明显事实吧！
　　毛泽东在1937年就作了《实践论》的专题演讲：1964年，他又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短文，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综观他的一生，更是勇于实践的典范，为什么他能引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却不能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追本溯源，就在于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实践始终受制于事物的辩证关系，不可能改变事物按内在规律变化发展的客观属性。
　　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在讲授《实践论》之前，就对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内在规律作过精心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一词所作的解释，开辟了一条立足于人类现实，正确指导人们认识物与物关系、妥善处理人与物关系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闯过急流险滩；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日益强大，最终打败数量上装备上原先超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上有赖于毛泽东审时度势，坚持从实际出发，应顺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相反，在他的晚年，他虽已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足能号令全国，但他无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改变的社会现实，轻忽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客观地位，不尊重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主观地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尽管，他把自己所发动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在一段相当的时间里也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最终未能使我国跨越市场经济的必然阶段，给后世人留下了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
　　上层建筑领域的状况如此，经济基础的情况也不例外。近代产业革命的完成，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然报复也日益使人惊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既是人类规范实践的明智之举，也是人类对实践受制于自然法则的默认。
　　以上事实有力地表明，只要我们不偏执先入之见，只要我们不陶醉在眼前的局部胜利之中，我们就会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虽然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引以自豪的崭新世界；他们实现预期目的的能力也已经增大到空前的程度。然而，这一切都以符合事物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为前提，他们所取得的自由，也依然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以下两方面的基本事实：
　　1、人类永远无法改变自己作为自然演化、生物进化产物的既成历史，无法把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统统包容在解决人与物关系的实践之内。
有些学者认为，自然演化和生物进化过程的确定，实际上也依赖于实践，是人们通过考古实践，方才发现了足供人们确定史前状态的遗物、遗址、遗迹。离开了考古实践的这些发现，就很难想象人们能够进行史前描述。据此立论，是实践赋予史前状态以令人信服增人学识的意义。《物质本体的危机》这样写道：“对人而言，物的本质属性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性，而是‘吸收'人的活动和在这一活动中发挥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世界上的事物，从终极的、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不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和制品，就是实践的对象……。”〖195〗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考古实践的发现，都必须以古代遗物、遗址、遗迹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发现不同于存在，它不能代替存在，而只能肯定存在。发现手段可以这样那样，发现的时间也可以或早或迟，但实际存在有可能是与实践毫不相干的多种客观实体相互作用构成过程的结果，它必须是相对确定、不以人类发现与否或发现方式为转移。比如，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石油，它的发现、勘探、开发和利用，丝毫也离不开实践，但它的生成却是在未受实践干预的情况下，经历了远比人类历史漫长的地质变化的产物。生成石油的沧桑巨变是人类迄今为止也难以造成的，能使石油天然生成的物与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是着重解决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实践所能取代或包容。石油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实践对象，根本上取决于它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特定的成份、结构和性状。
　　2、人类始终无法改变它只能通过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才能维持生存的客观现实。
　　“民以食为天”，长期的食物缺少将会导致人体死亡，这是最普通的生活常识。现代科学证明：经常以各种方式转换的能量，在总体上是守恒的。实践虽然使人从外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能量，但它既不能真正的使总体能量得以创生，也不能真正的使总体能量完全消失。究其所能，实践只不过使守恒的能量在其转换的过程中更加适合人类的需要而已。
　　与能量守恒定律相似，现代科学还揭示了物质不灭定律，它的内容是指：物质的具体形态虽然不同，可以有条件地相互转化，但它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表现，却始终保持着物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意义。正如列宁在批判与他同时代的部分学者所谓的物质“湮灭”时所指：那只是物质具体形态的改变，而不是物质客观存在地位的丧失。
　　这两条近代科技所藉以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由其他科学揭示出来，但它们所具有的哲学意义是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它们充分有力地表明了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也明白无误地为我们提供了揭示及发挥实践能动作用的正确途径——在必然中索取自由。
　　因为，现代科技之所以突飞猛进，实践之所以被部分人强调到无所不能不受制约的不适当程度，就是因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都遵循着这两条不可能被实践取代的基本规律，就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运用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获得控制事物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方法和力量，获得必然中有限度的自由。当代人们之所以屡遭自然的报复，他们的某些愿望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表面上是由于他们的实践能力尚未增强到避免这些报复、实现这些愿望的相应高度，根本上则从另一侧面表明：在人类面前，存在着一个不被实践限定；仅按相应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必然王国。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我们怎么能一厢情愿地把实践夸大到取代物质第一性地位的不适当高度呢？
四、切实把握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 正确方向
　　要不要坚持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今后如何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哲学与科技发展的内在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早在自然科学走上实验、演绎的发展道路伊始，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恩格斯更曾清楚的指明：任何复活自然哲学的意图都不过是一种倒退。何况，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空前成就，使得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客观世界中失去了“容身之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过，另有一些事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17-18世纪欧洲哲学会鲜明地带着自然科学独立发展之初必然产生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特征呢？为什么恩格斯本人在阐明任何复活自然哲学的企图都是多余的论述之后，还要在《自然辩证法》等不朽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当时的主要科技成就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呢？为什么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国内外卓有建树的科学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某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呢？这一切都在启发我们：哲学与科学相互影响的漫长过程决不是无缘无故、无根无源的。恩格斯认为必须终结的只是那些凭臆想来填补世界统一性的空白；以及力图充当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学派。因为，恩格斯曾经同样明白无误的指出：由于细胞、能的转化和达尔文自然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据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淅画面”。“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196〗
　　可见，恩格斯实事求是肯定整个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如果我们不把包括思维与存在关系在内的世界物质统一性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那又能把它留给哪一门学科呢？
　　事实上，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与时代同步发展（更不用说超前）的应有程度，我们在思想上还有不少曲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的误区：20世纪50-70年代的人们偏面强调辩证法的对立一面是这样，本文所涉及的把实践抬高到不相称地位也给人以类似的感觉。我们对规律本质的理解；对人之所以具有能动作用以及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一作用的探求，远未达到与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我们还必须立足于现代科技成果和社会现实，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切实研究。在传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知识方面，我们同样面临看大量的工作。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只有坚持物质本体的第一性地位，才能把握住发展现代哲学的正确方向，才能取得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进步。

第二十三篇、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在今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也谈《哲学与精神生活》

　　本文内容要点：
　　正确认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客观评价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尤其是它与精神生活的关系，这是涉及到每个人如何立身行事的根本性问题。本文针对个别学者所持的哲学无用、哲学仅限于精神生活的错误观点，从马克思完成的历史变革、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等方面，对此作了分析，并希望学者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能以实事求是态度评价国外的学术观点，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努力促进哲学与科学的更紧密结合。
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完成的历史变革说起
　　自从马克思在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7〗之后，经过无数志士仁人的身体力行，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最显著的基本特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借助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客观地评价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树立了极好的榜样。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卓有建树的无产阶级领袖，全都十分自觉的运用具有鲜明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亿万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我们这个遭受过百年屈辱的古老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现今令世界瞩目的显著地位，得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本质上属于哲学命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是有目共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中的重大失误，使得有些学者对最具生命力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不过，细究产生上述失误的根由，它们无不与曲解甚至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有关，而这，恰巧从另一侧面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容轻忽的实用性。
　　《哲学与精神生活》一文认为“事实上，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198〗“在我看来，柏拉图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恰好也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199〗对比以上事实，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现代生活中有无作用，已不言自明。
三、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的科学性
　　为什么对哲学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中是否有用这一问题，会有以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呢？其根源就在于对世界的现象与本质、对哲学与科学、对哲学与宗教等等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其焦点则集中在对哲学科学性的理解上。
　　《哲学与精神生活》以“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断言为该文第5节的小标题，并提出了如下的看法和质疑：“哲学开始于对世界本质的追问。……这一追问默认了一个前提,即是感觉不可靠,只能感知现象,唯有理性才能认识现象界背后那个统一的不变的本体界.
　　这一思路存在着若干疑点:
　　第一、 感觉是我们感知外界的唯一手段，既然感觉只感知现象，我们凭什么说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本质？……。
　　第二、 假定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变的本质，这只能是理性之所为，是理性追求秩序的产物。但是，理性同样不能证明它所追求的秩序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那末，这种秩序从何而来？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是从感觉经验中归纳而得，因而并不真正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二是理性本身所固有，是意识的先天结构。在这两种情况下，秩序都仍然属于现象范围，而与世界本来面目无关。
　　第三、 世界有没有本来面目？在现象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受我们认识干扰的本体界？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不存在。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作为显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现象。……
　　哲学从追问世界的本体始，经过两千多年探索，结果却发现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本体，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惨败。……。”
　　为了给以上看法和质疑作铺垫，《哲学与精神生活》一文还在此前的第4节“在宗教和科学之间”里，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开始于惊疑”的观点之后总结道：“哲学所思的问题无非是这两大类，分别指向我们头上的神秘和我们心中的神秘。”“哲学的追问的确是指向神秘的，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人生，哲学都欲追根究底，从整体上把握底蕴。……在这一点上，哲学与宗教相似。然而，哲学……不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作出理由充足的解答。也就是说：哲学追问的是宗教性的，它寻求解答的方法却是科学的。灵魂在提问，而让头脑来解答。疯子问，呆子答，这是哲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困难。”〖20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感觉与理性的关系。《哲学与精神生活》一文客观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感觉由外界现象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官而产生，它是实在的、唯一可靠的，理性则是意识的特有功能，或者说“是意识的先天结构。”
　　不过，人类的感觉是由个别事物对人体感官的直接作用而产生，这些个别事物如果不能以较为固定的方式反复作用于人体感官，人类就难以对它们作出判别，形成感性——感性认识。感觉经验必须以外界事物具有共同性；且与人体感官保持某种必然联系为依据，它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外界事物在感觉中形成相应反映的必然性和共同性。人们可以而且应该用主观的方式将它们完全分开，进行单独的研究，但在不是人类主观所能任意决定的现实世界中，（人类的主观世界仅是其组成之一，且受客观世界的其他组成制约），人们永远也无法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完全分开。正如人们在物理学中，早已将电与磁分开来研究，以求透彻的说明它们各自的特性和表现，但事实上至今犹未使电与磁完全分离，也许永远无法使它们完全分离。
　　进一步的思考还将使我们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存在，乃是现象与本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辩证关系在人脑中形成的必然反映。哲学之所以历时数千年的追问世界的本质，主要不是因为人们认为感觉不可靠（尽管有些哲学家曾经认为感觉不可靠，但他们并没有构成哲学发展中的主流），而是由于生存的需要和实践的深化使他们中的求实者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一切事物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决定。《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道：“在客观事物中，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或者不表现为本质的现象，都是不存在的。”〖201〗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日益显著的重大作用，就是因为它们通过对无数现象深入全面的研究，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卓有成效地揭示出存在于现象之中的事物本质，人们就是凭着有史以来包括科学实验在内的社会实践，充分地证实了事物的本质与它所表现的现象共生共灭，共同组成了客观世界及其相应的表现。
　　至于世界有没有本来面目？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本来面目”这一词组的含意。如果，把这个词组理解为世界有一个不受人类认识干预；由不变的单一存在所构成的本体，那未，这种本体确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词组理解为世界是一个所有事物都在辩证关系中变化、发展的统一整体；它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但能被人类认识，那未，至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确认了这一点，而且，它正在得到并将继续得到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有力的支持；正在得到并将继续得到能在“现象界”中产生预期成效的社会实践令人信服的证明。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将古希腊的辩证法观点与当时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作过对比，他写道：“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202〗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原先被当作理性活动主要方式的判断、推理、模拟等思维过程在电子计算机系统中的广泛实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人们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不能在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能借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不同，去否定现象与本质之间已经实践证明的辩证关系的客观存在。
我们再来分析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与宗教的区别。
　　《哲学与精神生活》之所以断言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其主要依据是判定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但宗教与科学在认识方法上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哲学所包含的“矛盾”也难以克服。
　　最初的哲学固然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哲学还曾服务于宗教，但哲学的长期发展一直包含着与宗教进行尖锐斗争的另一面。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验证手段以及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日益显示出与其他科学的共通性和互补性。它完全自觉地归向科学的行列，正日益稳固地取得在现代科学中的应有地位。尽管，宗教保持着说明世界整体性的假象，但它所涉及的世界整体性是虚幻的想象、现实的歪曲，不能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揭示出来的世界统一性相提并论。至少在这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宗教之间不存在相似性。
　　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所谓“疯子问，呆子答”纯粹是一种出于先入之见的比喻。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表明：它们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于肉体有需要，头脑作思考，环境逼，实践答，人求必然中的自由。高度抽象的哲学并不神秘，它与其他科学一样，可由社会实践验证。
三、正确理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
　　为了说明哲学只能归入精神生活，《哲学与精神生活》在第2节里以“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为标题进行论证，它写道：“在词源上看，‘哲学’（philosophia）一词希腊文的原义是‘爱智慧’。‘爱智慧’显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而非一门科学。”“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精神生活则使我们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此时我们力求在一已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性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由于这种世界整体超越于经验，我们无法证明它，但我们必须有这一假定。真正的精神生活必须具备超验性质，它总是指向一个超验领域的。”〖203〗
　　世界的整体性，究竟是一种超验的精神性“假定”，还是由哲学和其他科学的长期发展所揭示出来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前面以及其他场合已有探涉，社会实践还以不容置疑的光辉成果向我们昭示后一种认识的正确性。因为，没有世界辩证统一的整体性，以促使主客观相互转化为已任的社会实践就不可能无可否认的发挥出改天换地、拓展思路的现实作用。
　　还有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在古代世界，哲学是作为各种知识的无所不包的总汇而产生的。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某些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但这些知识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专门的科学，它们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古代哲学家的论著往往以‘论自然’、‘论宇宙’等等为名称。在这类著作中除了哲学问题本身以外，还探讨了许多目前已成为各个专门科学研究对象的问题……。”〖204〗“在古代，……在最初建立起来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中，哲学和其他科学之间，其他各门科学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和严格的分工，它们浑然一体地掺杂在人类知识的总体之中。”〖205〗根据这些著述，我们即可判定，以对“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的主观引申为依据，无视古代哲学与其他科学混同一起的直观联系，从而把哲学确定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由并不充足，人们决不会把现今发展成有明确对象的其他科学同时纳入纯粹的精神生活之中。
　　其二、众所周知，形而上学一词源出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编纂他的著作时：“……把论述有形物体的东西的学问（物理学）放在前面，把论述概念及一般宇宙观的学问放在物理学的后面。……”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206〗这些事实表明，哲学与科学在认识方法和内容上，出自同源，均为人类（包括个人）增强实践能力和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所必需，并且共同肩负着与时代发展相对应的历史使命，能够指导人们在必然中获取自由。认为“哲学不是学术，……而只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这不过是一种无视现实的主观推论。
　　这里还涉及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两者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精神生活似乎可以不受物质生活的羁绊，能够自得其乐，为自己保持“心灵生活的水准”。但事实上，个人的精神生活也受他的社会地位、环境状况、教育程度和经济收支等诸多物质条件制约。人们决不会离开自身物质需要去作持久的非实用性的沉思——至少大多数人如此。个人的精神生活还受社会大气候的巨大影响，尤其在现代，在我们这个处于中兴时期正需要同心协力、奋发求进的国家，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不以对社会奉献作尺度，个人的狭隘目光势将造成消极颓废的囚笼，其间的乐趣既可怜又可悲。再从整个社会着眼，决定每一个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更应相辅相成，互促共进。每一历史阶段的精神文明，都要着重解决与这一阶段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如何适应的基本课题，都应考虑如何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07〗过份强调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片面鼓励个人寻求自己的信仰，主观夸大哲学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的对立一面，客观上只能起舆论误导作用，阻滞青少年的成长和民族的振兴。
四、真诚的期盼
　　近一、二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对物质的本体地位，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们大都借鉴了西方国家知名学者的观点，这样做固然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增强人们的识别能力，但由于他们没有紧密地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现实需要，没有抱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宗旨，客观上不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和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包含着一定的消极作用，这不能不引起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人们的由衷忧虑。我真诚的希望，我国的哲学工作者能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对下述两方面给以应有的关注。
　　第一、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国外的学术观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紧密联系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吸取其精华，舍弃其糟粕，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仍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例，也许有些学者认为：现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明显地要比包括原苏联在内的所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先进，它们的学术研究不受任何思想限制，也无需什么哲学观点指导。相反，原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却曾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借口下，对当前已有丰硕成果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孟德尔——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说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以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为依据，严重压制学术上的自由探讨，并因此造成在经济上、科技上落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严酷现实。如同计划经济过分依赖人的作用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过份推崇似乎也显现出窒息科技活力的消极作用。两相对比，现在好象也已到了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研究干预过多；应还科学研究以必要自由的时候。
　　不过，问题不在于口头上是否推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要看实际上是否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原苏联对现代遗传学派的错误批判；我国文化大革命对学术探讨的严重压制，它们全都在实际上践踏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而在西方国家，它虽然没有倡导辩证唯物主义，但其中有识之士的某些做法，却真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例如，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过很大作用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提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极好运用；20世纪60-70年代某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也得益于它们从本国本地区的基本情况出发，抓住世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它们的做法，类似于改革初期我国农民的自发行动，虽无实事求是之名，却行实事求是之实，如果从中吸取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倡导，决不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贯彻到实践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已形成它们自己的传统优势。而包括原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科学技术全都落后，原苏联率先发射地球人造卫星便是一例。尤其在发展速度上，得益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的成功实例也不鲜见。在这一方面，读一读钱学森同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将使我们获益非浅。
　　关键还在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及其今后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任何哲学若不以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就决无出路。回顾既往的历史，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往往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文艺复兴运动的成功便是明证。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采取完全否定的观点，只会陷入错误的泥潭。我们对国外其他的学术观点，也只应参照、比较、消化、吸收；万不可迷信。
　　第二、 要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禾知识经济更紧密的结合，在促进国家的今后发展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学说曾在世界范围内辉煌一时，但随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确定，不少学者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投以怀疑的目光，甚至弃之如敝屣，有其必然的一面，他们的观点也应该在学术上细加探讨。
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风云一时，又何以迅速走向其反面呢？对此，我们既不可讳疾忌医，也不应不屑一顾，需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它不能不带着与那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时代局限性。尽管，它也注意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增强的巨大作用，恩格斯甚至用当时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成果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进行详细的阐述。但它不能不环绕着阶级斗争这个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那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运用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而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们却被针对初期市场经济弊端提出、未经社会实践验证的计划经济设想拖累；又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的严重干扰，加上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实质上已经违背了曾经指导它们取得革命成功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正如毛泽东虽是实事求是路线的倡导者，并曾以对这条思想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出色运用，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不朽的功勋。但又因他本人在后期严重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度把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推向深渊。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步入中兴之路，并不是倚仗于照搬另一种模式，而在根本上得益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发扬。所有这些，都从正反两个侧面表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我们再不立足于我国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国情，偏面推崇国外的学术思想，很可能重新陷入事与愿违的可悲境地。事实上，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还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回顾；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内在关系，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使我们国家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再经历曲折，只会导致民心的涣散。
　　实事求是地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探索继续服务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路，这应该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内容之一，也应当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爱好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二十七、引文汇总：
〖1〗〖14〗〖15〗〖166〗〖167〗〖168〗〖169〗〖173〗〖180〗《新华文摘》94年第3期第30、32、33、30、31、33、32、31、32页。
〖2〗〖3〗〖187〗〖20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原苏联哲研所编）第18、16、37、16页。
〖4〗〖13〗〖91〗〖107〗〖139〗〖142〗〖175〗〖176〗〖179〗〖2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2、559、558、551、465-467、518、465、459、454、454页。
〖5〗〖6〗〖7〗〖8〗〖9〗〖10〗〖11〗〖12〗〖26〗〖124〗〖126〗〖128〗
   〖129〗〖132〗〖174〗〖190〗〖1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3、219、239、242、241-242、220、501、215-216、332、332、215、320-321、478、501、215-216、332、241-242页。
〖16〗《社会科学研究》95年第6期第27页。
〖17〗〖18〗〖19〗〖20〗〖76〗〖79〗〖141〗〖143〗〖178〗《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第91-92、92-93、111、112、64、19、198、112、257页。
〖21〗〖22〗〖23〗〖24〗〖25〗〖78〗〖85〗〖120〗〖130〗〖131〗〖133〗〖134〗〖140〗〖162〗〖170〗〖171〗〖172〗〖177〗《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第204、207、43、48、6、164、待查105、2、1-6、49、43-49、43-44、37、3-4、353、474、25页。
〖27〗〖125〗〖144〗〖191〗《干部哲学读本》第473、473、444-456、473页。
〖28〗〖138〗《理论学习小辞典》第323、298页。
〖29〗〖54〗〖9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801、801页。
〖30〗〖31〗〖32〗〖52〗〖53〗〖92〗〖95〗〖10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0-174、252、253、49、233、173、173、294页。
〖33〗〖34〗〖39〗〖40〗〖41〗〖55〗〖121〗《党员必读》第78-79、82、82、84、99、100、87页。
〖35〗《斯大林思想评述》第12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1页。
〖37〗〖86〗〖87〗〖88〗〖90〗〖93〗《简明哲学辞典》第502、501、709、165、500、503页。
〖3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
〖42〗〖116〗〖117〗〖118〗〖119〗《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21-125、97、394、109、393页。
〖43〗〖44〗〖45〗〖46〗〖47〗〖49〗〖10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57、118、126、143、89、143页。
〖48〗〖50〗〖56〗〖145〗〖149〗〖150〗〖15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5、372、172 及 372-374、374、374、312-313、105页。
〖51〗《十六大文件汇编》第137、58页。
〖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论“三个代表”》第74 及 131、18、144、158、152、157、138、171、177、178、158、183、21、40、54-57、72页。
〖73〗〖74〗〖75〗《自然科学发展简史》第570、567、571页。
〖77〗《程序员级高级程序员级——软件知识》第361页。
〖80〗《物理学基本教程》（第一册）张宋达主编，1989年版第228页。
〖81〗《现代科技知识讲座》第17页。
〖82〗〖83〗《人文科学》2002年第4期第4-5、5页。
〖84〗《理论视野》2002年第4期第45页。
〖89〗《2000年的科学技术（现状和预测）》第154页。
〖94〗《哲学笔记》第161页。
〖97〗〖98〗〖99〗〖14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64-66、67-68、324、270-272页。
〖102〗转引自《1976年以来的中国》第63页。
〖103〗〖104〗〖105〗《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第12、13、17页。
〖106〗〖123〗〖181〗〖182〗〖194〗《马克思全集》第19卷第15、15、15、404、15页。
〖108〗〖192〗〖193〗〖1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17、17、19页。
〖109〗转引自《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20页。
〖110〗〖111〗〖112〗〖113〗〖114〗〖115〗《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42、48、46、53、383、383页。
〖122〗《中国社会科学》99年第4期第158页。
〖127〗《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论》前言第3页。
〖135〗〖136〗〖137〗《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第207-208、206-207、365页。
〖146〗《发现》杂志2001年第6期第15页。
〖147〗〖163〗《现代汉语词典》第1602、1234页。
〖152〗〖153〗〖154〗〖155〗〖156〗〖157〗〖158〗〖159〗《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第（中）146、（中）102及130、内容简介、（下）321、（中）74、（中）175、（上）2、（下）167页。
〖160〗〖186〗〖201〗〖205〗〖206〗《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等主编）第289、22、291、4、16页。
〖161〗〖165〗《未来之路》第27、3页
〖164〗马俊如：《在新世纪优秀学术成果颁奖及交流大会上的讲话提纲》第3页。
〖183〗〖188〗〖189〗〖195〗《人文杂志》97年第5期第8、9、9、7页。
〖184〗〖185〗《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1、75页。
〖198〗〖199〗〖200〗〖203〗《新华文摘》98年第4期第41、41、42-43、41-42页。
〖207〗《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583页。
 
 
文章作者: admin
发表日期: 12/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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