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要点：
　　人类依靠社会实践不断地改造世界，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实践的重大意义不可低估，但把实践提高到无所不能、取代物质第一性地位的不适当高度，则将造成事与愿违的可悲结局。本文从实践与实事求是、历史和现实、根源和意义三方面，说明了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的重要性。
　　
一、 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

　　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实践观，应不应该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与实践观念作一比较，这看起来似乎节外生枝，实际上却涉及到每一个人如何立身行事，牵涉到每个国家如何求得全面的发展，很值得人们认真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综合国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固然有赖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及时开展，但根本上却得益于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片面强调实践的能动一面，回避实践的被动一面，尤其是颠倒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将会留下被自然报复的隐患。
　　从表面上看，实事求是乃实践的应有之义，可由实践包容，有的学者因此把实践提到取代物质本体地位的不适当高度。不过，只要我们深入全面地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认真总结人类改造世界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实事求是一词涉及所有事物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 “实事”和“是”）；其外延要比社会实践一词广阔，其内涵涉及人们正确处理事物的正确方向（探索规律性的“求”），非社会实践一词可代。实事求是是深刻理解实践意义，进行有效社会实践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与社会实践既休戚相关又各司其职，前者是主，后者为宾，明主不可无宾，喧宾不能夺主。依据有二：
　　第一，毛泽东对实践和实事求是所作的不同解释。毛泽东在1936年所写的《实践论》一文，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了必要的强调，但他同时顾及认识内容和实践目的因相关事物按自身规律不断变化发展而不断随之改变的被动一面。他在谈到人们预定思想、政策、计划、方案的改变时，十分深刻地指明：“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4页），我们还可以从他对实事求是一词所作的科学解释中体会到：他所指的“实事”在与人类发生以实践为特征的紧密联系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不同于人、物关系的物、物关系。尽管，从理论上看，一切“实事”都会直接间接、或早或迟地成为实践对象，被纳入实践领域，但实践既然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只有在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的前提下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那末它无法包容全部物、物关系的道理就不言而喻。与此相关，作为“实事”之间内部联系的“是”也同样保持着不被实践取代的内容。我们之所以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是因为贯串在这些区域的“实事”和“是”，始终保持着只被实践利用，不因实践而丧失第一性地位的客观性质。毛泽东关于实践与实事求是的不同解释，清楚地表明了实践与实事求是之间内在的主宾关系。
　　第二，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决定性支持是他继承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鲜明表现。1978年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这就表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是邓小平之所以坚定地支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根本依据，而实践标准的确定本质上乃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重要体现。

二、 历史的鉴戒

　　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20世纪50－7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我们就会懂得，投身实践固然十分重要，但实践成效的获得却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符合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取决于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凭心而论，毛泽东无愧为勇于实践，善于实践的大师，然而，他的一生既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失误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实践既有能动一面，又有被动一面。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多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振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写下了献身实践的感人篇章。然而，在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之前，同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关，由左倾思想的支配决定，革命只能在曲折的道路上徘徊。毛泽东之所以能挽救党和民族于危难之中，得益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点对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了透彻而全面的研究，并且随着日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现实变化，及时调整全党的政策策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著名观点的提出堪称为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典范。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提出更是他按照“实事”的演变，“是”的转换及时调整实践内容的光辉榜样。他之所以能对实事求是一词进行深刻的科学说明，是他尊重“实事”和“是” 的第一性地位、身体力行的思想成果，决不是盲目的实践所能使然。
　　仅从实践着眼，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创造性”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只给亲身经历者留下了惨痛的回忆，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严重倒退。痛定思痛，同一伟人进行无畏实践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根本上取决于他是否遵循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在于他主观地判定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人为贬低经济规律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就因为毛泽东曲解了当时的客观现实，非轻视实践所致。这就表明，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原则正确与否是能否实现愿望的关键，继承、发扬实事求是光荣传统、树立辩证的实践观的必要性也于此可见。

三、 现实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村又是以部分农民自发的探索“包产到户”为起点，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无畏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就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实践才能使人们开拓新路，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不进行实践，实事求是不过是一句空话。
　　然而，那些探索出“包产到户”新路的农民为什么甘冒风险进行尝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冲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思想禁锢？据汤应武先生所著《1976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介绍，1978年12月以秘密会议书面保证方式明确“分田到户”的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没有外出的18户农民，是迫于安徽省在该年夏秋之交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因衣食无靠、为求生而动。这些农民虽不一定有“实事求是”的明确观念，但他们对“实事”（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制约实践（不能再以20年来吃大锅饭的方式从事农业活动）的体会更加深切；他们也许没有研究过决定“实事”演变结果的“是”，但却有改变做法另寻生路的明确意识；他们之所以能使本村当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多斤，是由于他们确切地把握了发展我国当时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他们虽无“实事求是”之言，却有“实事求是”之行。这里同样体现出实事求是指导社会实践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农村改革实践继续进行的1985年，由于人们陶醉于1984年所取得的农业大丰收的喜悦之中，未能恰当地处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与发展粮食棉花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党和国家在该年初提出的十项政策虽然也取得了某些预期的成效，但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地影响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据《1976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介绍：1985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滑坡，粮棉生产大幅度下降，1985年比1984年粮食减产280多亿公斤，棉花减产211万担，比1984年减产三分之一。此后，连续几年，粮棉生产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而棉花生产直到1991年还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事实再次表明，实践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
　　仔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它们虽然都是通过创造性的实践获得，但根本上取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依赖于设立特区的政策措施符合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我国沿海省市的客观实际，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还应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确实值得我们自豪，但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贪污腐化之风的凛冽、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等等负面效应的产生也不容轻视。过分强调实践的能动一面，尤其是以实践取代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指导作用，不利于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利于我们兴利除弊。

四、 根源和意义

　　通过以上关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与实践观念的比较，我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实践有着受制于“实事”和“是”的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在当前既必需又迫切。实践的能动性一面易为人们直观的了解，它在人们探讨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过程中更得到理论上的确认。给实践的能动性以应有的强调，这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它对实践被动性的掩盖，则使我们国家付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巨大的代价，我们决不可无动于衷，等闲视之。
　　实践的被动性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与事物关系中得到表现。虽然人们常常不自觉地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取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着相当重要而明显的区别。
　　首先，哲学上曾有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区分，哲学家们虽然意识到在研究主客观关系时只能立足于作为主客观中介的实践，但主观和客观是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虽由实践区分，但并非因实践产生，故实践与它们的联系方式就必有不同。着眼于实践与主观方面的关系，探讨认识来源、认识过程、认识结果的判定等等问题，理应归入认识论范围；着眼于实践与客观方面的关系，探讨事物如何变化发展、人类何以产生、思维何以能动等关于世界统一本质及其相应表现等等问题，则应属于本体论范围。两者各有所指，不宜混同。
　　其次，从世界的发展性着眼，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众多产物之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能依靠同客观外界进行能量交换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与外界既是后者被前者认识、改造的关系，同时也是前者藉后者繁衍、由后者构成认识内容的关系。认识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可以看成自实践始，但生存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却由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演变而来，并不以实践为起点，更不是实践所能完全代替。人类始终无法改变外界事物按其自身固有规律变化发展的客观属性，便是明证。
　　再次，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上考察，人类，包括她的实践活动仅仅只是客观世界的组成之一，而不是客观世界的全部，因而它不能不在根本上受制于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的最普遍规律。这种无可改变的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着眼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对实践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应顾及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来并且承袭了生命活动所必须正确解决的自身与外界关系的根本前提，从而把视野扩大到人类与自然这个范围更广的客观关系上去，对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在肯定实践改造世界能动性的同时，承认它受客观规律制约的被动性。
　　实践的被动性有下述两方面的主要表现，其一，作为取得正确认识唯一手段的社会实践不可能任意地规定认识的实质性内容；不可能完全取代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物按内在规律变化发展的客观性质。实践活动既受主观认识深度的制约，又被相应事物的展开程度所规定。其二。实践的效果清楚地表明：它自身只能作为有目的活动与无目的活动的统一体。实践的目的性只能涉及已知的有限种类的事物，对这些种类以外的其它事物来说，实践便没有预期的目的可言，未知的其他事物虽然也因实践而变，但其结果往往不受社会实践的控制，仍然保持其固有的自发性。人类之所以屡遭自然的报复，其根源即在于此。
　　确认社会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才能使我们的思想真正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形势发展。因为，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人的实践去配置各种资源，规划社会经济，防止生产无政府主义状态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整个社会有序的运行。这种设想对饱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之苦的人们来说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以无情的事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计划经济的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任务的提出，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客观规律在支配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地处理了事物发展内在规律与实践的主宾关系。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能无视实践被动性一面的客观存在呢？尤其在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大一部分人还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转的变化，还缺乏投身市场所必须具备的风险意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又产生了改革开放所不可避免的新的情况。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实践的被动性一面，树立辩证的实践观，指导人们正确地对待意外情况的发生，主动地寻求支配事物变化发展的相应规律，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确认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还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类在生物工程、基因重组、新材料研制以及信息传播等等方面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使不少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人类仅在思维领域内进行演绎、推理，也能够获得富有社会效益的实际成果。然而，思维活动能否产生富有效益的社会成果，知识能否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它们所指导的实践活动是不是潜藏着负面效应，这些都有不依人类愿望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我们在从事现代科技活动时，在发展知识经济时，也应以实事求是为本，全面权衡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一叶障目，自以为是，将会陷于难以自拔的错误泥潭。
　　确认实践有被动性一面，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还能使我们的民族不断地取得必然中的自由。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于客观实体既有不同、又相联系、遵循相应规律变化发展的存在方式之中。一个人要想处理好一生中必然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自己的学习、工作获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使自己的生活充实丰满；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稳定谐美的政治局面，要想求得经济稳步持续的发展，要想建立日趋完善的社会制度，都不能不借助于综合了几千年文明成果的哲学思维。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越是深入，他们这方面的感受也会更加强烈。时代的发展需要人们积极的行动，更需要人们在行动中牢牢掌握事物变化发展中的主动。树立能动性与被动性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将是人类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