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2010年3月29日至4月21日，我偕妻子喜出望外地赴台湾探望了直至1989年才首次返乡探亲的胞兄，度过了迄今为止生活最为安定、舒适，心情最为畅快、甜美的24天。胞兄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使我俩时刻陶醉在温暖与喜悦之中，深深地体验到手足之情的亲切。胞兄严密的生活节奏更使我俩由衷折服，他每天在我俩酣睡时的五点钟起床，七时携剑晨练返回，按照我俩原有的生活习惯及爱好安排早餐，连离家外出时胶鞋的放置，也有便于使用的周到考虑。他精心抄录在玻璃台下、房门后边的人生箴言，更使人沐浴心灵上的洗涤。尤其使我本人受益非浅的是他向我推介了被台湾学界誉为“一代哲学大师方教授东美先生”（另据网上资料：“方东美（1899-1977），桐城人。……。二十六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73年6月在台大退休后为辅仁大学聘为讲座教授。”）的《中国大乘佛学》一书。这本书不仅改变了我这个天台人对佛学天台宗的轻忽，而且使我意识到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更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开辟了一块新的自留地。
当胞兄把我领进他的书房，亲手抽出好几本他认为我会喜欢、厚薄不一的书籍，我选了一本军事回忆录，他就郑重地把一本由他另包书面、自写书名、并有好几条摘要的厚书《中国大乘佛学》递到我面前，并介绍道：“这本书不错，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佛教天台宗的。”我漫不经心的接过来回应：“我看过一本天台人自印的《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小册子，作者介绍他父亲向弘一大师学习后在上海乘火车时与其他旅客议论佛教的一次谈话，说佛教其实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无神论学说。我觉得不可信，但作为一个天台人，确实应该涉猎一下佛教天台宗的情况。”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在看完那本回忆录后才翻开《中国大乘佛学》，谁知没过几天，我就感到有做摘记的必要。随着返回日子的临近，我不知不觉地加快了阅读、抄录进程，可惜为时已晚，我不得不恳切地要求胞兄将书借——其实是强求——给我带回家乡细读。
由《方东美先生全集编纂委员会》根据方先生的讲课录音整理的《中国大乘佛学》——方先生四百余万言、约十余册的著作之一——之所以如此强烈的吸引着我，是由于方先生的博学、健谈（说理的精辟、文词的优美、通俗、生动）使我深感敬佩，更由于他在事实上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授课时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出色表现，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看书有个习惯，先浏览开头和结尾两部分内容，全部“扫描”后，再有重点的“咀嚼”。《中国大乘佛学》后边记载的“参考书目举要”，除“甲：印度哲学部分”、“乙：佛学部分”中外文书籍30多种外，其他涉及“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部分”、“华严宗”的经典著作还有70多种。这不仅有力地体现了方先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的优良品德，更使全书处处闪射出他发扬实事求是传统精神的夺目光辉。
我们可以看到：方先生在回顾佛教的传入时，首先着眼于传播途径、过程、方式，以及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不同演变，以有力的事实说明“西方的历史是间断的”“直线进程”，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波浪型的”。并据此指出：“一般外国人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由于不明了中国社会的演进，就说魏晋时代的玄学受了佛教的影响。不但外国人如此主张，甚至在外国作中国学术工作的人，也在这一点上面误解了中国思想的发展。……。他不晓得佛教所以传到中国，是因为受了道家的影响”（p24~25）。并且旗帜鲜明的肯定：“……不是佛家的思想影响道家，而是道家的思想影响佛学”（p31）。从而使我们对佛教何以在它的产生地印度日益式微而在中国却得以持久传播的根源有明淅的总体印象和正确认识，并且从中把握中国大乘佛学的哲学特征，在错综的实事中求得了贯串其中的“真是”。
在作为本书附录的《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的信件中，方先生固然涉及不少的佛学问题，但其间也贯串着如何治学的基本态度。他说道：“旷观世人相与之际，每好周旋虚委，饰伪为真，利害从同，则纠结以张声势；志趣小异，则逆拒以炫高明。此种积习流患无穷，安得肫挚笃实如先生者一一摧陷而廓清之。”（p653）。他认为：“辨理显真是学人分内事，工夫犹在上进途中落实做时，立不忘思议”（p657），并提出“思议”的四个要点：“一、把握重要问题，不避艰难困苦，撇开肤末，直透核心，……。二、认清问题旨趣，决定层次阶段，谨严分析以祛疑惑，……。三、运用清晰语言，不着文字迷障，精细说理，挈妄归真，……。四、统贯全体法要，不执邪计边见，解脱缠缚，如实证真，……。”（p658）。他的务实求是精神于此彰显。
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方先生发扬了中国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才能够融会贯通地把天台宗中的辩证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他对“止观双运”的现代解释：“……。这种解决的办法，就是从止观的修行法门上的立论，不过他（指‘三祖智凯’——笔者）并不是把止观各自分开来作单独的活动，而是认为一定要把这两种同时并立运用，叫做止观双运，才能定慧圆明。从止的立场上说，念念归一为止，他又分出止义、息义、不止、止义；在观方面，了了分明为观，又可分为观察，即所谓的观照，内心的照察，再有不观、观义。止时绝不能离观，……；观时也不能无止，因为观得太久，心中必定会产生散动。因此为了对治浮动的心，故应修止以止之；如果心昏暗欲睡，就应该修观以观之。观照之后，如果心不觉清明时，又要用止以止之，……以求适中。这样一来，止观法习之既久，就能将粗乱的心逐渐止息，即得入定。……这就把止观化做相对的意义、绝对的意义以及最后圆融的意义三种。”（p501~502）细读之下，倘若我们把止与观理解为静止与运动，甚至于言与行、观察与思考，我们就不能不为包含其中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转化辩证关系所感叹。撇开佛教为了在民众中便于传播所披上的各种神秘外衣，顾及时代所必然造成的思维方式与文字语言方面的隔胲，只要再把“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理解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定向性；把“万物皆有佛性”的“佛性” （参阅p435）理解为所有事物均按必然性与规律性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性。我们面前的佛学天台宗就不仅是一种无神论，而且是唯物辩证法的另一解读，方先生在教学中古为今用的鲜明特色也因此光芒四射。
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是：方先生在根据浩繁典籍对各种佛学宗派的承续关系和各自特点进行精心讲解的同时，还将它们的思想观点与康德、黑格尔、尼采、怀德海等著名西方哲学家进行横向比较，甚至运用几何、代数、物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对晦涩、费解的佛学学说进行通俗、具体的解释。尽管，涉及学术思想的研究，总是受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制约，与研究者的环境、经历、见闻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方先生对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见触及（也可能是笔者的疏忽），对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成见颇深。然而，正如钱学森先生在评述某些西方科学家时所指：他们在口头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工作中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观点。方先生实事求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学精神，瑕不掩瑜。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对思想成果的继承，不能在原地踏步，而要与时俱进，剔除其糟粕，发扬其精华，使之服务于当代，这样才能学有所成，成有所用。
限于笔者的水平、能力、健康状况和其他条件，这里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学习不过是走马观花，既不系统，更不全面，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笔者今后将继续努力钻研本书，在它的指导下，尽可能结合一些天台宗佛学经典原著的阅读和理解，再作更深入的研讨。笔者清楚的意识到：中国大乘佛教形式上无疑是以信仰为主的宗教，但它确有自身的特点，天台宗中的止观双运、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化法四教（“藏”、“通”、“别”、“圆”）、一心三观六妙门，实质上应该被理解为长期观察、思考、体验、深化社会现象的思想结晶，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理论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来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思维成果为特征相类似，殊途同归，可以看作人类在社会交往中因人而异这一现实状况的理论概括，这应该被理解为宗教社会性的一般特征，也是宗教吸引人的力量所在，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过程中，继续发挥净化、凝聚民心的积极作用。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被它的消极一面所障、所误。
写毕初步感受，笔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感：我与胞兄经历迥异，见闻不一，对佛学的解读或难一致。但血浓于水，同为炎黄子孙的相联经络，使我们心息相通，休戚与共，我们将会在求同存异中各得其所，分享其乐，以领悟人类智慧的自觉行动，为灿烂的民族之光增色添采。
草于20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