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惯出逆子，棒头出孝子”，这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子女的观念及方法，究竟正不正确？我说不清楚。但是，我所面对的家庭现实终于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过于娇惯、溺爱，实在不是好事。家长们对子女的生活、学习等等问题沤心沥血，想尽办法，结果事与愿违，总是填不满孩子成长中的无底慾壑，经常会听到子女不满意的牢骚话、责怪话、怨恨话。
这是一件我至今无法忘掉的痛心事：为使自己孩子摆脱生源多、考学难的困境，步入中年的我离开人口第一大省的家乡，离开熟悉而又舒适的生活环境，以支援西部大开发为由把全家带到祖国的边陲小县。我来到人生地疏的新居处，克服着言语不通、习惯相异的重重困难，度日如年，沉默成性，精神压抑。尽管如此，每想到只要成全了孩子，能为他铺筑美好的人生道路，并被他领会，再苦、再累、再作难也值得了。谁想到孩子是考上大学了，但人大、心变、要求层出不穷，我依然负重喘息。他强调要住公寓宿舍，我不能让他低居同学之下！他每月花费千元以上，我照供不误；他要名牌衣服、进口手机、时尚电脑，我全力以赴不惜供应。可以说只要家庭条件好的子女能享受到的一切我的儿子都不降格，我务必“达标”。稍不称心，他就怨言回敬，责怪我无能，怎么一辈子没当上大领导，好让他“背靠大树，尽享清凉”。
抚今追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确实是上去了，但是良好的孔孟教育也确实丢失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只留下了“爱幼”，“尊老”早已束之高阁，淡漠于荒郊野外。对比我们这一代，时时处处总是为父母分忧，牢记着家庭的困难。家长给的零花钱能省则省，返还家用；读书时节俭为荣，刻苦勤奋；找工作更不依赖家长，自立自强，勇于拼博，努力向上；稍有所成，就能想到为父母分愁解忧，家长的位置重如泰山，总不忘父母哺育之恩、培植之德，牢记着自已肩负的责任。
这绝非是我个人之见，此现象在全国决不仅有。这不能全怪孩子，家长不当的教育方式难辞其咎。孩子自小在蜜水中长大，有求必应，想法单纯，攀比自然成习，长大后再扭转为时晚矣。棍棒不能用，也用不上，理论又驳不倒他，奈何？
此种现象的发生在充分检讨家庭和子女的责任外，还要认真分析一下社会原因。当今社会注重经济利益， 放松道德培养就暗藏着很大危机，尤其会使“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栋梁”、“世界的未来”迷失前进的方向。不公平、攀比意识越来越强，在年轻学子心里面就会产生负面效应，甚至由嫉妒、仇视而导致抢劫、凶杀。2004年，云南大学高才生马家嚼残忍地杀死同室三名同学，发人深省。
长江以北各省的人民受孔孟教育最为深厚，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最多，这固然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憨厚淳朴的民风也随之被冲击。年轻人携妻带子离开家乡到沿海、到经济发达地区，老人们留守家乡。久而久之，外出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处人处事的套路融入了城市模式，脑海中没有了固有的家乡，没有了生他（她）养他（她）的父母亲情。
近几年，我曾三次回中原故乡，耳闻目睹到的是老人有病无子女在身边照顾侍侯，不少老人死亡后，在偌大一个村子里找不到抬棺材的年轻人，村干部三番五次给病故老人的子女打电话，其子女就是充耳不闻，不回家奔丧。听到这些我脸色苍白，心在流泪，仰天叹息。金钱就这么重要吗？前几年在年轻人圈子里面广为流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歌曲只是唱唱而已，作曲者的苦心却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如今，我才更理解《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含义了。
孔孟二人生长在古代中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力远远超过研究出一颗氢弹，但不知为什么中国留不住他二人。是他二人看不惯？还是也赶潮流“下海”了？不知什么时间孔子和孟子出国留洋了。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高薪聘请他们二人，办起了“孟母”、“窦燕山”汉学院。实在是中国的重大损失，可悲啊！
我呼吁，国家在强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抓好中国特色的“孔孟教育方式”。重塑中国的东方文化，弘扬中国的古文明之风，只有把经济建设建立在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础上，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后继有人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才更牢固、更科学、更有实力，才能彰显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强盛和国富民安！
难言之事就是难以启齿的“家庭丑事”，我认为丑事要勇敢大胆地亮出来，说出来。亮出来，说出来就是自我纠正、自我发展的最好措施，千万莫捂着盖着。敢于揭丑亮丑就是一种良好精神。孟子说：“有错是一错，知错不改又是一错”。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要善于发现错误，敢于而大胆地揭丑亮丑，并及时地改正错误。一个家庭的和睦、一个国家的强盛，其实就是人民群众文明程度、道德素质的综合体现。
2009年3月8日
如敏感言：建军君在这篇短文里尖锐的提出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对子女的教育，二是社会应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确有见地。文中之意虽不尽善尽美，但坦诚之心跃然纸上，愿浏览此文者集思广益，共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