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观演变的科学考察
一个人为何而活？如何去活？怎样评价人的一生？这些基本问题虽不是人人都能自觉地回答，但它们在无形中支配着每个人的立身处世、思想言行。古今中外众多彪炳史册的志士仁人更以真知灼见及其示范行为，对此作了影响深远的明确解答，为后人留下了极可珍惜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这一代肩负着民族重兴使命的人细思、深究。
仔细回顾笔者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和最近在网上所查得的资料，着重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生观演变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笔者充分地意识到：关于人生的至理铭言浩如繁星，演变明显，最值得关注的却是贯串其中的两条主线，一是人生观由概括性与励志性向科学性与实践性逐步细化；二是人生观由学术型、基础型渐次向实用型、普及型自觉转变。这两条主线将引导我们把人生观与发展哲学有机地综合起来，认识发展哲学与人生观的辩证关系，促使我们以发展哲学的完善去推动科学人生观的建立；又以科学人生观的牢固树立去保证发展哲学的不断深化和普及，使两者共同构成螺旋式上升的持续过程。
笔者有幸生长于一个重视教育的中等家庭，从小浏览过解放前出版的直排、繁体字的《古文观止》和其他书籍，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古文的绝妙佳句、夺目文采和形象哲理，曾使尚未涉世的笔者眼界大开、感触至深。其中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处异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传世铭言，更使笔者在陶醉于言简意赅的优美文辞时备受滋润，终身受益。然而，岁月的流逝与世事的变迁却曾使笔者几度迷茫：现实生活中人们首先需要解决接踵而至的求知习技、成家立业、侍老育幼、健身修性、社会应酬等等诸多“琐事”，必须解决的是纷至沓来的自然矛盾、人际矛盾。而且，古代中国名人的警世佳句，大多在特定状况下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总体感受，往往难于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之后，社会再不是铁板一块，为谁服务、敌友划分、正误判别成了首要问题，人生观在启发性和实践性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划时代的升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原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和坚贞情操，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殷切教导，雷锋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光辉榜样，曾经有力地启发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整代人，人生观的正确树立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都要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所处的社会现实。
中国的情况如此，其他国家也很类似。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指明：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曾经促使世界观向古希腊的辩证唯物观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以当代科学技术为依据的实证化、具体化。大家知道，人生观与世界观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世界观的演变必然地会反映到人生观之中。与古希腊天才猜测的世界观相关，那些名垂千古的伟大学者都十分重视理性思维。柏拉图曾说：“在短暂的生命里寻找永恒”。苏格拉底也说“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这些观点确实包含着真理，但由于它们没有建立在经过实践验证的科技成就的扎实基础之上，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肥沃士壤。神权指导下的统治者残酷迫害、甚至直接杀害勇于探求真理、自愿献身科学、艺术的无畏学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其磅礴的气势粉碎了神权统治者的基座，恢复了人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地位，使人们对人生观的理解跃上新的台阶，使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应运而生。他们将人生观牢固地建立在对科学、对工作的执着追求中。居里夫人曾深情地坦言：“我要把人生变成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 著名的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也说：“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以创造发明著称于世的爱迪生则强调：“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妙，为人类造福”。在微观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丁肇中更大声疾呼：“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匈牙利的爱国战士和诗人裴多菲用诗的语言对人生的意义作出明确的选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生观演变的细化、普及化同样引人瞩目。
这其间，中外的交流也在成果卓著地推动着人生观演变过程的自觉进行，肩负着振兴民族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至今犹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重要原理，作为生活、学习、工作的人生依据，越来越自觉地争取在事物必然变化中的更大自由。人生观随社会变化而逐步深化、细化、实践化的过程发人深省。
二，发展哲学的产生背景和未来展望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发动群众、夺取政权的当时现实决定，我们党一贯地重视理论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继承了这一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它的缔造者毛泽东明确地宣示：“领导我们亊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笔者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各项政治运动名目繁多，衔接紧凑，每二三年一波；各行各业的所有员工除了星期六、星期日之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所有晚上总有读报纸、学文件、开生活会等等集体活动。不过，包括社会在内的所有事物总是按它自身规定的客观规律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极左思潮支配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而且促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更弦易辙。他们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毅然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创新之路。三十多年匆匆过去，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提高，意识形态也随着国际交流的大幅度增加而日趋多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使我们党面临着如何继续发挥她作为民族核心力量、执政全国的严峻考验。由革命转向建设的社会变革也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理论同样面临完成新转变、解决新课题的历史任务。正是有鉴于此，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笔者深刻的认识到：实事求是传统的发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普及，构建和谐社会战略决策的制定，一脉相承，共成系统，贯串其间的基线就是认识必然，掌握自由，社会的继续进步和民族的日益昌盛是它们与时俱进的明显标志和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这个目标的真正实现需要辩证唯物主义转以发展哲学为核心内容；而发展哲学的系统、完整建立又将为这个目标的全面实现提供长期的智力支持和不竭的精神动力，且为建立在现代科技坚实基础上的发展哲学开辟通向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康庄大道，发展哲学和现代人生观的互相促进势所必然，前景辉煌。
在这方面，《新台商概论》一书给了笔者有力的启发。尽管，这本书为着介绍“台州的变化”、阐扬“台州人精神”而写，它热情讴歌的是台州人“……能吃天下人不能吃的苦，能赚天下人不愿赚的钱；他们坚忍不拔，不怕挫折，不怕坐牢，认准了的目标锲而不舍去追求；他们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摸着石子过河；他的创造了‘股份合作’、‘两水一加’、‘两建一出’、‘废旧生产资料市场’、‘民间资本运作’、‘国有企业民营管理’、‘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新事物和新经验。”（p2）。旗帜鲜明的提出：“研究新台商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将我国的传统人加快培育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人，使他们拥有相应的权利、利益与文化理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日建立和完善，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步伐，成长为能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去，勇于参与国际竞争，善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胜的现代经济人。”（p7）。
新台商们的事迹确实感人。不过，笔者更深刻的感受却是社会在辩证关系的正确处理中进步的自然之理，是他们自发的实事求是行为所显示的强大活力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们虽不一定了解发展哲学的观点和理论，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和长期的切身体验促使他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去实现自己预定的设想和目标，促使事物朝着符合自身利的方向变化发展。他们的实际行动闪射着发展哲学的真理光辉，需要的仅是将自发转为自觉，从而提高效能与档次。
《新台商概论》一书在阐明环境条件形成台州人“山的硬气”与“水的灵气”、以及两者的融合之后，联系众多“新台商”在极左思潮统治时备受打击、甚至坐牢的曲折经历说明，引起全国各界广泛关注的“台州奇迹”只能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决策贯沏；以及当地政府“……的庇护、总结、引导、规范……”的政治气候下湧现，从而启发我们：台州3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既是新台商们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使然，也与党的第二代、笫三代、笫四代领导集体继承与发扬实事求是传统相关，是两者互相促进，交映生辉的积极成果。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环境形成的计划人、市场人以及适应现代经济的经济人，既有各自明显的特质，也都具备人之所以为人——认识必然，掌握自由，改造事物乃至整个世界——的共性，我们应该辩证认识。
实际上，在我们党和国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凡是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不少地区，如深圳、温州、苏南等等城市或地区地都能取得经济上、社会上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这就表明，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既是某一部分人发挥自身特长的积极效果，更是实事求是传统在全党全国得到继承发扬的相应结果。
不仅如此，在台州经济腾飞中起着强力推动作用的“股份合作”、“国有企业民营管理”、“城市建设市场化”都是典型的将原来似不相干的现存事物按它们内在的辩证关系进行组合，发挥优势互补作用的积极成效。从本质上看，被概括为“两水一加”的水果种植、水产加工和食品加工；以及建筑承包、建材经营和外出经商的“两建一出”等等也是由实事求是精神转化而成的物质形态。这一切理应归结为发展哲学基本观点和重要原理的实际应用。
不过，由于唯物辩证观点只讲对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社会上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理论重视不够，又受到国外新经济学派的深刻影响，包括部分专家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还没有与时俱进地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再认识，发展哲学的观点和原理的传播和应用还有待于由自发向自觉的相应转变。
应该坦率地承认，《新台商概论》一书给了笔者巨大的教益，但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信徒，笔者通读全书后驱不散心头的惶惑。书中对于客观物质条件——包括历史——的解释；关于企业改制中股权向能人高度集中的介绍；关于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思想和精神财富……”的阐述（p261）；关于资本作用的概括，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偏离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很值得作进一步专门的研讨。再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在当前社会传播的总体情况，笔者痛感：尽管党中央早在2004年就发出了《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重要文件，随后又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化了很大的力气广泛宣传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但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年青一代——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还没有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专家在思想意识深处以推崇国外的时尚观点为荣。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普及和广泛应用还取决于它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些方面着眼，发展本质在哲学层次上的深入、全面探讨势在必行，而且不能仅限于学术、理论层面。它必须以当前的社会现实、现代科技成果、社会经济状况、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以及它们的综合为立足点，通过与人生观的紧密联系以求得真正的广泛传播和自觉应用。
总之，只有融入大多数人的长期生活，为人类全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科学方法、实现途经的发展哲学才能真正地走出“象牙之塔”，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生观才能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切实地建立起来。发展哲学与人生观的结合任重道远，但无可回避，必须起步。以求得人类彻底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应使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草于200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