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社科方面同志的两则手机短信：

　　1、陈老师：有些问题我理解不了，国家的正规报刊经常约稿，说什么经过专家学者认真筛选告诉作者：“你的作品被评为金奨、银奖、一等奖”等等，结果是要作者买书，尤其是党的刊物，比如……都是如此。我对此作出的评奨活动产生异议，完全是商业化，刚才我给你说的省委举办的活动就是奖励现金，这才叫评奖。（2008.12.27）

　　2、还有北京先发参会通知，会务费多少多少钱，如不参会，获奖证书、奖杯多少多少钱，搞的什么名堂吗？作者本身就很辛苦，且多是无职无权的人，如何承担得起如此繁多的书藉订购？我的总结是：此风不刹，文坛无望。（2008.12.27）

 

　　陈孝基的回复

　　某某同志：您好。

    去椒江前一刻，从网上获悉瑞丽、昆明发生地震。我到了椒江大女儿处后才给您发了第一个短信，知道地震未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甚慰。您的文章能在省、市里获奖，比我強多了，我谨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衷心希望您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成就。

　　在您连续发来的短信中，有两条提到当前文化领域的市场化现象，对此我深有同感，想以它作为我们共同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彼此坦陈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做不仅对加深彼此间的相互了解有助，对文化领域的现时及将来也有益。

　　先说说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情况。

　　从1999年3月退休至今，我购买收录自己文章或自我介绍的大型文集近45册，按平均每册化三百元（实际上还要多些）计算，付费在一万三千元以上；加上自费出版《信念与观点》一书的二万一千多元、三次赴京参加相关会议的一万四千多元，总数决不在五万元以下。当前社科作者劳心、劳力、费时、费钱的反常现象也使我时感为难，以致于幻想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那末，我为什么乐此不疲，在改变某些做法之后将继续坚持？这虽与个人爱好有关，但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在支撑我：

　　其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使我笃信，世上万物万事都是相对的、在相对中体现绝对，不正常中有正常，偶然中有必然，它们相反相成，概莫能外。我们国家在现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战略目标，我们不能设想文化领域会置身于市场之外、完全依靠国家维持。

　　我的《信念与观点》一书虽然是自费的，但它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书还没有拿到手，我就同北京一家书店的朋友商量，由他代销或买断。代销，他怕损坏丢失。买断，他只愿按四折出价，还要依销售情况分期付款，我只好另谋出路。2004年10月1日我赴京参加文化部下属一个单位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会上售书，为此我还整理了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但结果只是赠送了若干本。回来后我又自寻门路，拿了三本去县新华书店出售。过了一个多月，我再去看时，书还摆在老地方，没有丝毫拿动的迹象。这些无情的事实使我充分的意识到：转换角色，设身处地的从现时的社科单位（包括党内的）处境着眼，它们若不动员被采用作者预订文集，那就会冒很大的经济风险，甚至难以为继，无法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立足、生存。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所得的第一笔稿费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青海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与省哲学学会共同出版的一本内部文集中发表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的文章所得，虽然只有区区的36元，但约占我月收入的40%以上。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公开发行的《青海社会科学》（双月刊，发行量应该大于上次文集的印数，成本较小）发表文章时，所得稿费不到我月收入的10%。1995年后，我虽然仍向它投稿，但就没有被采用过。当时我以为是编辑部易人所致。但后来在网上看到有学者反映：在这类公开发行的省级社科刊物上发表文章，有助于高学历文凭的获得，也可作为评定高级职称的依据。编辑部稿源充足、“生财有道”。一般学者就只有在承付“版面费”后才能挤身其中。我的这番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文化领域”在市场经济阶段所发生的必然变化。

　　在这方面，我还想提醒您注意：有极少数钱迷心窍的“文化人”甚至会投人所好的进行欺骗，来自北京的一家在网上尚有踪迹可寻的社科单位就曾使我将380元打了“水漂”。我们党内的个别社科单位的某些做法也确实使我难以恭维（如承诺赠书却无法兑现），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会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逐渐解决，我虽然看不到这种转变，但我坚信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初“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不是己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吗？

　　其二、我在7岁时曾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而下乡“逃乱”，这在我稚嫰而纯洁的心灵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铭文——“覆巢无完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历史知识的增加，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大量事实，更使我逐步树立起振兴中华的人生目的。我时常自我解嘲：同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相比，为在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上求进而付出代价理所应当，义不容辞。更何况我们现在的辛勤耕作不正是为了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吗？我们己在前人种的树下乘凉，又何妨为后人乘凉种树。

　　其三、综观中外古今，做学问的人往往迫于贫病。被我们尊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晚年受益于恩格斯的经济支持，在自己座椅上逝世；曹雪芹、蒲松龄、杜甫的晚境比我们的现况差得更远，我们怎么能因不正常现象的存在而裹足不前呢？古人尚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作为一个曾经在鲜红党旗下宣誓的共产党人，自应以继承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光荣传统的实际行动、排除一切阻碍我们实现崇高理想的社会干扰为已任。

　　当然，我无意为现时文坛单纯追逐利润的商业化行为辩解，所谓的“纪念品”档次越来越高，半身乃至全身雕象的制作显然迎合、助长一部分人的虚荣心，类似的做法我决不苟同。我想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国家处于繁荣初期的现时，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有其产生的必然性，至少在现阶段具有积极的一面——为国家分担压力，为“布衣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机会。它的改变只有在求得更大的发展后才能实现。我们应该为此努力，决不可丧失信心，畏难止步。

　　您的工作接触面甚广，我欢迎您提出不同意见，相互切磋。

                                       孝基  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