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以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如何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成为推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动力，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发展知识经济不可亦步亦趋

　　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其快捷性、共享性、全球性等崭新的特征，吸引着我国学者的关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益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必须及时地了解国外情况，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迎接挑战，抢抓机遇。

　　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全都有力地启发我们，我们在发展知识的全过程中，仍须立足于体现在历史和现状中的基本国情，发扬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精神，继续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总体上探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的正确道路，决不可亦步亦趋。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主要出自两方面的根本考虑。

　　一方面，从知识经济自身来看，它固然有着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的基本生产要素、流通手段、消费特点，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知识经济毕竟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继续，它不能不带有经济发展的共性，如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服务等等。它必然地具有不容我们轻忽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其一、经济发展要解决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的各种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由于人类有国家、集体、个人等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经济发展既有相互促进共求繁荣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另一面。知识经济的发展固然使传统的有限增长经济理论失去了预测社会及经济发展趋势的准确性，全球一体化更使人们憧憬着大同世界的实现。然而，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抢占发展知识经济的制高点？信息资源的持续性和无限性，是否会使人际之间的竞争完全消失？这些仍然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和现实生活的验证，但只要我们承认矛盾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方式，我们就不难明白，描绘无矛盾的人类社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其二、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而历史发展有地区、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差别，这些差别或者由经济发展造成，或者反映到经济发展之中。只要历史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必然会相伴共存。

　　其三、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趋势：分工越来越细；综合程度越来越高。前者如20世纪中期相继发展起来的地质力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等等为数众多的边缘学科，后者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命科学、软科学等等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反映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如何依照各国的具体情况，解决分工和综合、特殊和普遍等等矛盾，就必然成为新时期的新课题之一。

　　以上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势将迫使我们在关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予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自身条件以应有的重视，不能盲目地照搬某一种固定模式。

　　另一方面，借鉴我国近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步人后尘决不是真正的振兴之路。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曾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无情扼杀；我们党在20世纪30年代仿效夺取大城市的成功做法来推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做法，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后来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取得成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依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依靠邓小平对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依靠审时度势的改革、开放，我们才取得了今天这样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鉴往知来，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不能亦步亦趋。亦步亦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发展知识经济中起步较晚、家底较薄、人口较多、困难较大的被动局面的。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的学者们，在致力于阐明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重大区别；关注世界各国发展知识经济动态；研讨我国面对新时代来临应采取的举措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应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我们党和国家所提出的“科教兴国，教育为本”；“有所赶，有所不赶”；“有所为，有所不为；”“小步快走”等等重要原则，以及“863”、火炬、星火等计划的实施，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极好运用。只是，我们还应该在普及有关知识经济理论的宣传过程中强调这一观点，首先应该在学术研讨中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着力探讨实事求是与发展知识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发展知识经济中的实际应用。

二、知识经济的动力问题

　　看到本节的标题，有的人也许会想，这个问题不言自明，既然，知识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产生，高科技自然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仔细分析高科技的特定含义，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专指的那些新兴学科，有些需要作纵向的步步深入的探讨，依靠对某类或某一领域的客观对象的观察分析，尽可能确切地了解这些对象由性状到彼此联系方式的相互转化。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有些则要求人们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思路，更多地依靠思维独特的归纳、综合能力，在横向方面把握事物的相应表现和联通性质，为实践提供相对可行的依据，如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这就表明：指明高科技发展对知识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诚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若把它们当作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则难以充分体现它们之间既相通又不同的辩证关系，不利于我们从总体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推动它们的共同发展。正如煤是蒸汽机的动力，石油是内燃机的动力，水力、风力、潮汐、地热、原子能都可作电磁转化的动力，它们全都是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为了从总体上把握这些动力的共通之处，人们仍有必要将它们用能源一词概括，从中总结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和热力学定律，以指导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更有效的实践。由此可知，我们在肯定高科技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同时，还应该进而探求在更深层次上联系它们的基本动力。

　　那么，能不能把知识，或者把与知识紧密相连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作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呢？

　　根据有关词典的解释，知识就是“人类的认识成果”。〖138〗它既然作为思维活动的产物，那就像科学技术一样，需要其他力量推动，以它作为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非常恰当的，将它看作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认识深度则需挖掘。因为，认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经实践而深化、积累，由实践进行检验。而实践的本质和作用，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故此，我们应该进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看作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第一，哲学一开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除了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外，哲学与科学总是同兴衰共命运的，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表面上似乎由于它们摆脱了哲学的束缚，根本上却依赖于思维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主客观关系的正确解决；离不开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得到深化的实事求是精神。当然，不能以言辞作依据，而应该听其言、察其行，从分析行动的实质着手进行判别（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下节作专门的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结束了哲学充当科学之科学的历史阶段，但更加自觉地为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认识方向（即世界观）和研究方法（即方法论）上的思想指导。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所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39〗确确实实，至今还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那样，能在最深层次上把握主客观的全面关系，能为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导向。

　　第二，有些学者在介绍知识经济的特征时，还曾指出它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智力经济，并提出在为知识经济发展服务的教育中，要把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而哲学一词的希腊原文又含有“爱智慧”的意思，这两者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呢？不是，它们同根共源，休戚相关。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变化、发展。人类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身，无非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实事”（可以概括的称之物质客体）与体现“实事”间各种联系的“是”（可以概括的称之为物质联系）这两种不同表现组成的统一体。“求”则是人类认识“实事”与“是”的相互关系及其有条件转化；并按照人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在众多的“实事”与“是”的必然转化中，进行有相应步骤和预定目的的自由选择。人类的知识，尤其是他们的智力，本质上就是根据在矛盾转化过程中作为相对静止表现的“实事”，去认识动态显示“实事”按必然性变化的“是”；或者根据“是”去掌握“实事”的变化发展及其结果；或者将“实事”和“是”综合起来，进行推理、演绎、构思、想像等多方面研究这样一种能力。结合人类改造事物根本方式的历史演变，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对物质客体──如五谷杂粮，以及牛、马、羊、鱼等等现成生物的直接利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对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比较简单的转化，如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与电动机的制造和利用，来满足自己日益增加的生活需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进而以控制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连续转化所构成的复杂过程（如高科技中的信息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工程）为主要手段，使自己在事物变化发展面前有更广阔的选择余地，以不断地充实自身的生活内容、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至于创新思维，它实质上是指人类在头脑中构思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或者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这样一种认识成果。因为，人类是用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等主观方式在复杂而精密地联系着的头脑中反映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些在外界中阻碍着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之间相互转化的时间、地域和其他条件，在人脑中都能被人以主观的方式排除。人脑能够想象外界尚未存在，但能够有条件实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转化过程及其结果；甚至能够想象外界不可能实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转化过程及其结果，如永动机和无磨擦、无杂质物体的制造。而创新能力，则指人类通过实践，使原来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成果，物化为外界事物变化发展及其结果这样一种能力。当然，这里仅是一种简略的说明，今后，还需要作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这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确认为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动力的必要性。

　　确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动力，这在知识经济起步较晚的我国尤为必要。

　　首先，知识是靠教育来传播、普及的。为了发展知识经济，世界各国正在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完善教育设施、制定教育规划，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不过，我们还必须在注重教育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上多下功夫。实际上，教育的投入、设施、规划，类似于发展计算机产业的硬件；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则相当于计算机软件，教育“软件”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计算机软件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对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作更深入　细致的研究，使之更加适合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客观需要。

　　其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还应该时时关注，它是否有相伴的、甚至潜在的负面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等负面效应的产生，已使人们付了相当的代价。知识经济虽然消除了上述的负面效应，但它会不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呢？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克隆羊所引起的道德伦理上的争议；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产生和“黑客”的严重危害，也为人们敲起警钟，我们应该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人们在改造自然中所取得的成效越大，自然在失控时给予人们的报复也可能越大。原子能的发现，使能源问题出现了相当光明的前景，但原子武器的出现，又潜藏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人们对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所出现的正反两面情况，应作更全面的研究。

　　再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固然有根本性的不同，但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以高科技知识为手段，对传统的工农业经济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造，我们在发展知识经济中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智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又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它对知识经济的推动作用，决不可低估。它作为知识经济基本动力的客观地位，不可轻忽。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发展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解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认识问题，主要是如何判别真假辩证唯物主义；如何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侧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如何确定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最佳途径。

　　哲学长期被人们当作一门十分神秘的学问。改革开放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失误，更使人们──包括部分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厌弃心态，这种心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还没有真正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各种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言行，进行实事求是的判别，还不习惯于用实事求是这一尺度，作为区分真假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依据。

　　林彪“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地曲解辩证唯物主义，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制造理论根据，历史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所言所行决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此，享受着改革开放之福的我国人民必无异议。

　　问题在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奠基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他晚年的革命实践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使蒙受其害的人民群众和部分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必然的逆反心理，哲学更因此被有些人当作无用、甚至虚伪的学问。

　　不过，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阶级内部也会产生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主观判断；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是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呢？不！它们恰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违背。只要把它们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一系统的对比，我们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后者以恢复毛泽东前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传统为起步；针对毛泽东晚年客观上偏离辩证唯物主义轨道的失误；适时应势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国外虽不提倡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但它们在经济领域和科学技术方面，却常常不自觉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精神，在行动上运用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青海省西宁市时，曾听过一位从上海特邀来的教授关于价值工程的讲课。那位教授介绍说：价值工程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源自美国海军部一位工程师对快艇油桶用料的改进，为了防止海水腐蚀，美国海军快艇的油桶原来全部用不锈钢制作，造价昂贵。该工程师仔细研究了海水对普通钢铁的腐蚀情况和快艇对油桶的使用要求，发现以相应厚度的普通钢板作油桶能够满足快艇的使用要求。经过周密的论证和测试，他的意见终于被美国海军部采纳，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随着这一新的价值观念在其他领域内的更广泛应用，形成了价值工程这一门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在这个学科中，价值不仅是衡量物质客体自身性状的尺度，──如不锈钢与普通钢板的比较，而且是物质客体彼此之间适应程度的尺度，──如普通钢板制成的油桶与快艇的使用要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们将“实事”──油桶与快艇；与“是”──油桶的腐蚀情况与快艇的使用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并求得显著成效的明显事例，我们能说这不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吗？

以上种种启发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判别，不能仅以言辞为依据，而应以实践作标准。事实上，新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源就在于后者抓住了科学技术这个促进生产迅猛发展的主要环节，它们总结了工业经济时代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采取缓解经济矛盾、社会矛盾、自然矛盾的必要措施，从实质上看，这些做法才真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它们未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名，但有辩证唯物主义之实。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切实的运用，这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却由实事求是精神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联系决定，只要我们仔细领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论述，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它必然能够在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中得到切实的运用，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成功经验，首先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转移到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轨道上来。

　　最能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切实运用的是：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改变。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曾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但“现代的技术发明越来越依靠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已密不可分。现代的技术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现代科学也装备了复杂的技术设施。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鲜明特征”。〖140〗这些叙述，以及以上关于物质客体物质联系相互转化三个阶段的分析，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上、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重大的明显事实吗？不是很能说明我们应该以实践作为判别辩证唯物主义真伪的根本标准吗？科学研究本身要求实事求是，人们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步步深入的研究、认识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只有通过相应的手段才能有效的改变物质联系的内容、方式，把物质客体改造得更适于自身的需要；只有依靠综合了科学与技术的实践去影响、控制这两者的连续转化，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日益美好。科学与技术的内在联系的加强，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作用随时代发展而日益显著的明证。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再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今后发展的内容侧重和传播途径展开深入系统的讨论。不过，以上的探讨，也许有助于人们获得这样一个总的印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将内容侧重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更紧密结合。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上就有血肉般的内在联系，否定这一联系，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今后发展中还应着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能为创新思维指明方向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理论，应该成为今后教育的灵魂；有助于创新能力提高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理论，应该落实到人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我毫不怀疑，只要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伟大国家，必能以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