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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总体思路(包括全部正文)

第一篇、 愿哲学之花遍野盛开──答友并自勉

 1、内容简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既能使个人心平气和、事理通达;又能使国家事半功倍、繁荣昌盛。作者以亲身体验说明了个人的所得和体验,表达了为中华民族出力、为有志于哲学事业的人尽心的真诚愿望。
 2、详细摘要:
 (一)、作者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时也产生过矛盾的心态。
 (二)、作者在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后的精神所得。
 (三)、作者另一方面的深刻感受。
 (四)、本书的概况以及作者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后逐渐形成的信念、观点和愿望。

 

第二篇、 坚持以世界统一性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1、文章介绍:本文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97年第2期,曾单独修改过2次。
 2、内容简述: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关系到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内容侧重、传播途径以及社会应用。本文从考察哲学的历史发展入手,简述了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依据,进而分析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联系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引述钱学森先生的亲身体验,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说明了应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理由。
 3、详细摘要:
 〖一〗、思路
说明应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二〗、世界统一性在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诚然是哲学发展力求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古代的哲学家都自发地把世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说明。
  (二)、在封建社会,宗教之所以要牢牢地控制哲学的发展,根源也在于哲学具有世界观的独特地位。
  (三)、自然科学家把哲学看成为其他科学提供指导性思想的整体学科,世界统一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展现,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进程。
 〖三〗、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不是探求世界统一性的结束,对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
  (二)、恩格斯从继承哲学遗产着眼,强调过去的哲学只留下逻辑和辩证法这两个部份。恩格斯实事求是地肯定自然界中各种运动的统一是自然科学充分表明了的客观事实。
  (三)、恩格斯还身体力行地用当时的主要科技成果去揭示整个世界的统一本质。
  (四)、恩格斯当年把思维与存在关系强调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我们应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椐新的社会现实研究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四〗、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启示
  (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有的主张哲学应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有的认为哲学巳经由拟科学转向拟价值。
  (二)、作为现代科技成就重要标志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只能作为统一世界某一侧面的表现,不能深刻揭示世界统一性的本质,也不能取代哲学以揭示这一本质为己任的整体性地位。
  (三)、思维所发挥的日益重大作用值得重视,但它根本上受制于外部世界,我们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无须因此改变。
  (四)、认为哲学己经由拟科学转向拟价值的看法,错误地理解科学、哲学、价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得到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内的学者们的认同。
 〖五〗、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一)、哲学与知识经济有着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内在联系。
  (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至今未能走出低谷有其自身的原因,它只有通过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才能重现造福人类的辉煌。

第三篇、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对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认识

 1、内容简述:世界统一于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即所有事物都有两方面互相依存的必然表现──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本文给出了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并从生物育种、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着眼进行说明,还提出了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概念系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取决于它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更紧密结合,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人们取得必然中自由的思想武器。
 2、详细摘要:
 〖一〗、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新理解
  (一)、认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可作如下表述: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统一于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既有不同又相关联的矛盾状态之中。
  (二)、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文章认为所有事物都可归结为物质客体和物质联系这两方面的必然表现,文章说明了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三)、这种区分的含意在于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生物育种发展过程对我们的启迪
  (一)、生物育种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其一,以重现物质客体与它们之间的相应联系为基本特征的起始阶段。其二,以改变现存的物质联系为手段,以创制自然界原来不曾有过的新的物质客体为基本特征的低级阶段。其三、以连续控制物质联系与物质客体之间复杂转化为基本特征的现阶段。
  (二)、以遗传育种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例,说明我们应该在确认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两重性——它既有不同,又同时相联。
  (三)、对所举事例的分析和应得出的结论。
 〖三〗、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实质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大致与遗传育种的情况相似。
  (二)、以仿生学与传统生物学、牛顿力学与系统论的比较,以及信息论的分析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
  (三)、以科学与技术的融洽趋势再作印证。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实践引发的思考
  (一)、在社会领域,我们可以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相互比较中,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与现代科学技术过程基本对应的内在联系。
  (二)、通过马克思对自己的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解释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内容的深入探讨,说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本质上就是矛盾的两个侧面。
 〖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
  (一)、应该把事物联系提到作为事物存在方式之一的应有高度来认识。
  (二)、以对规律这个概念为例,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
  (三)、以对环境的研究过程为例,作进一步说明。
  (四)、这样做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人们通过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转化,更有效的控制事物的变化发展,更有效的改造世界;有利于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侧重、表述方式、传播途径进行新的探索,架设起紧密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之间的桥梁,为人类争得必然中的更大自由。

第四篇、让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新支柱

 1、内容简述:中国是一个曾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古国,但她又有自1840年以来受尽侵略和压迫的苦难历程。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重新崛起,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留下了实事求是的宝贵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激励着本书的作者在哲学──科学的道路上长途跋涉,促使他着眼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过程;致力于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发展知识经济的更紧密结合,并且发出了让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新支柱的肺腑之声,由衷地期盼着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握着未来的年少青一代,能由此争得必然中的更大自由。
 2、详细摘要:
 〖一〗、从惨痛的近代史实说起
  (一)、对一百多年屈辱历史的回顾。
  (二)、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文的内容结构。
 〖二〗、实事求是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一)、实事求是观点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为例。
  (三)、以毛泽东提出的规律是发展的卓越见解为例。
  (四)、以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为例。
  (五)、当代青年对实事求是传统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实事求是与1976年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一)、作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作者获得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我们国家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党在这阶段的前期坚持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观点;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经历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也只是由于党在这阶段的后期背弃了实事求是观点。
  (二)、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是运用实事求是观点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三)、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各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实事求是观点的出色运用。
  (四)、我们对实事求是观点应采取在继承中发扬,在运用中充实的正确态度。
 〖四〗、实事求是观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邓小平对恢复实事求是传统的巨大努力,他对实事求是精神的高度评价。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
 〖五〗、我们的责任
  (一)、对当前现实的总体认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己经成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的思想依椐和行为准则,但还要进一步普及和落实。
  (二)、要提倡每个社会成员从自我做起,努力适应时代的发展。
  (三)、要重视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通过它与现代科技、知识经济、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使我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第五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选择

 1、文章介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已来函拟将本文收载于《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丛书的《理论学习卷》中。
 2、内容简述: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文件的学习,论述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者之间贯串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这条鲜明主线。认清这条主线,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解决当前一些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得到更有力的保证。
 3、详细摘要:
 〖一〗、深刻的感受
  (一)、党的十六大的有关文件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党的十六大的有关文件正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选择。
  (三)、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者之间的鲜明主线,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之一。
 〖二〗、历史的选择
  (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它与“实事求是”科学解释的关系,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他违背了唯物辩证基本观点。
  (二)、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邓小平扭转文化大革命错误方向、制定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路中的具体运用,它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关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会现实,江泽民在总体上、在建党方面、在论述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方面、以及《论“三个代表”》一书中对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具体运用。
  (四)、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需要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生活的更紧密结合。
 〖三〗、落实的关键
  (一)、运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解决当前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的必要性。
  (二)、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
  (三)、正确认识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
  (四)、更加深刻的理解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五)、正确认识个人价值与民族复兴的辩证关系。
  (六)、正确认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正文

第一部分、总体思路

第一篇、愿哲学之花遍野盛开
——答友,并自勉

  几乎所有知交都善意的劝导我,不要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不受欢迎的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上,我也常常自问,一生的职业既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关,又年近古稀,早已退休,再迷恋此道,实在是不自量力,贻笑大方。
  然而,我心有所系,义无反顾。总结一生的体验,展望将来的需要,一种不容推卸的责任感使我把萦怀数十年之所得,无条件地尽献给有志于攀登哲学高峰的人。
同绝大多数高中时的同学相比,我的人生历程堪称坎坷,但我至今犹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还能为自己安排相当和睦的家庭生活和较少风波的周围环境,且能排除各种纷争的恼人干忧,饱览理性世界意趣无穷的自然美境,在时光的无情流逝中怡然自乐,所恃者,即是使我通达事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曲折的生活历程还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两者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严重错误,根源就在于为新中国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背弃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简明概括的实事求是观点。其后,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以改革开放的无畏精神,使社会生产较快地发展,人民生活显著地改善,根本上得益于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与发扬,得益于邓小平同志高举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旗帜。尽管,我们祖国仍然面临着值得忧思的大量问题,形形色色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甚至使人彷徨、消沉。不过,我们怎么也不应该忘记,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更受尽列强的欺凌、压迫,我们得来扬眉吐气的今天实属不易。况且,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趋向在继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体察民意,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光辉大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贯串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中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必能随举国一致的社会实践深入人心。面对着工业化滞后的经济现状和知识经济咄咄逼人的严峻现实,为了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居安思危,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看问题,定行动,时时自问,在困难和问题前面应持那种态度,该如何行动,将自己纳入创造美好未来的建设行列之中,让自己挑担子,尽全力。
  正是这两方面的切身体会,使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基本信念: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虽已迫使它在研究方向、内容侧重、表述方式和传播途径等诸多方面进行与时代同步的变革,但它集几千年文化大成的思想优势和较为确切地把握了世界统一本质的客观地位无可取代。它对“实事”、“是”,以及“求”的准确定位,它对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切实把握,潜藏着促使知识经济发展;增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巨大作用,蕴含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重放光芒的无限希望。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中国式简明概括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必能随着时势的发展,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的进步,随着知识经济的繁荣,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自觉关注。可以预言,谁能致力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谁能以它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谁就能掌握事物(包括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必然变化中的更大自由。
上述哲学信念,涉及到诸如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规律的本质、实践的性质、认识的来源以及价值的意义等等目前难有定论的学术问题,并随着上述学术问题争论的进行,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步形成,这就使得《信念与观点》一书的内容显得松散、零乱。作为补救,我在目录上将该书各篇大致归纳为五个部分的同时,并在这里对自己的基本观点作如下综合的表述:今后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以确认物质联系与物质客体之间的并列及转化关系为立足点,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简明概括,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每个人掌握必然中的自由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椐。
  书中涉及了上述学术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虽易遭人误解,但它为求得思想进步所必需,只要各人依据事实,充分说理,并且求证于实践,就必能使真理渐明,效益自生。故此,我随时准备修正尚不自知的谬误,唯求这一信念和这些观点有助于真理的追求者进步。
  我还要申明:人类只有正确的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现代科技知识已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为世人瞩目,凝集着这些知识精华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必能在促使社会进步中大放异采。一个国家的富强,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社会成员的抱负越来越依赖于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切实指导,以研究世界统一性为明确目标;以实事求是传统为简明概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新世纪旗帜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必能日益广泛地成为人民群众求取必然中自由的有效武器。奉献在诸君面前的这本小册子,谬误虽多,但它饱含了一个自愿在哲学的崎岖之路上探索求进的跋涉者的挚热深情:愿有志的攀登者勇达科学巅峰。


 

 
第二篇、坚持以世界统一性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本文内容要点
  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关系到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内容侧重、传播途径以及社会应用。本文从考察哲学的历史发展入手,简述了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依据,进而分析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联系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引述钱学森先生的亲身体验,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说明了应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理由。
一、 思路
  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领会恩格斯哲学著作的精神实质,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我们应该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更确切地说,应将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及其变化发展的最普遍规律,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今后的研究对象。
二、世界统一性在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发展历史,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诚然是哲学长期发展力求解决的基本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统一性。现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大都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但古代的哲学家,不论是希腊的,中国的,还是印度的,他们都自发地将世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像探求其他科学知识那样,以推理或联想的方式去进行说明。其所以如此,根本上是由于哲学与其他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确有相通的一面,致使那时的哲学家们把这种共通性归结为某种或某类的具体事物,或者把哲学看作为各种知识提供统一基础的学问,他们有的认为世界由原子、水、火、土、气,“五行”构成,有的认为万物因数、道、阴阳、理念而产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哲学是“……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1〗的学问。
  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整个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沦为神学或其他宗教的奴婢和工具,其所以如此,也与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特征相关。因为,只有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才能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比单纯的信仰更为有力地体现神灵们无所不在的威势,并使人们心悦诚服。也正因为哲学以世界观的独特地位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宗教不能不更加严密的控制着它。
  即使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哲学仍被当作“科学的科学”,以百科全书式为特点。因为,世界统一性的表现、万事万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类作为世界组成之一、且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中生活的客观现实,不仅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直接对立,而且造成了将世界想象成统一整体的历史定势。16世纪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笛卡尔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全部哲学好比一颗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由这个树干分出的树枝就是其他各门科学,后者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医学,力学和伦理学。”〖2〗这段话表明,尽管众多的学科依靠实验或演绎方法取得了独立自主的牢固地位,哲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仍然维持着科学的整体性形象。
  为什么“在古代世界,哲学是作为各种知识的无所不包的总汇而产生的”〖3〗呢?这是因为,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哲学知识,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它们都只能依靠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思维抽象才会形成和传播。正是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认识这种联系的必要性以及认识方法上的一致性,才使得那时的哲学与其他专门学科的知识浑成一体。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之所以带着同科学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时代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特征,也是因为哲学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各门具体科学越来越明确的研究对象诚然是实证的、局部的,但同组成这一研究对象的某些种类的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相比,它们作为由这些事物组成的领域毕竟又是抽象的、整体的——只不过范围稍小、层次稍低而已。人们也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深刻的认识和切实的把握它们的共性,尤其是它们的内在规律。正是哲学与其他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共存性与相对性,人类认识过程由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的渐进性,以及两者作为人类知识依赖于实践和思维活动的共同性。才使得当时的伟大科学家们把认识方法上的局限性带入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之中。
  总之,世界的统一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展现从根本上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进程,决定着人类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它至今仍然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三、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们对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理解,但它决不是探求世界统一性的结束。诚然,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4〗“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5〗“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6〗现今的不少学者正是以类似的论述为依据,主张哲学仅仅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学说。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完整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第一、 恩格斯真的全盘否定哲学以所有事物共同本质及其变化发展的最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这种认识,主张哲学仅仅以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为已任吗?
  第二、 恩格斯在指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为什么紧接着通过对原始人生活的分析说明它们之间的对立必然产生的客观根源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全面的探讨,我们就会明白,恩格斯并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仅只研究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学问。主要依据有三点:首先,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以及“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这两个限制性说明,作为得出它们“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这一结论的前提。他是从继承哲学遗产着眼强调过去的哲学只留下逻辑和辩证法两部分内容,并没有规定现代哲学研究对象的含意。其次,恩格斯虽然把辩证法与逻辑并列,作为思维领域的主要内容,但就在他提出思维与存在关系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的那篇文章里,他清楚的指明:“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7〗可见他并没有因为辩证法在历史上曾经局限于思维领域,就随之把自己对辩证法的研究限定于思维领域。以此为据,我们也不应把哲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三,恩格斯在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在细胞、能的转化以及生物进化等发展成果后指出:“……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8〗但他也肯定:“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画面。”〖9〗可见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一幅由种种联系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总画面的现实存在,肯定自然界中各种运动的统一是自然科学充分证明的客观现实;他所否定的仅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以“……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我们不应把这种否定当作恩格斯反对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依据。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更可以从中体会到恩格斯对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表现形式)在推动思维发展中作用的充分肯定。因为:
  (1) 恩格斯是这样说明人类在远古时代,不得不考虑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亦即思维与存在对立的原始形式的必然性:“……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10〗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引申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并将前者作为说明后者的依据。他没有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完全独立于人类与自然关系之外的研究对象,更没有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否定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含意。
  (2) 恩格斯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仅是纯粹的思想力量,主要地还依靠自然科学和工业日益迅速的进步。
  (3) 恩格斯在1893年致弗·梅林的信中谈到包括哲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时指出:“……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 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11〗
  (4) 恩格斯曾经发人深省的指明:黑格尔已经不自觉地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真正的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12〗。他本人还身体力行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利用当时主要的科技成果去揭示整个世界的统一本质──所有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恩格斯当年之所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强调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特别重视思维领域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确实是由当时社会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所决定。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认真研究曾被阶级斗争形势掩盖的世界物质统一性。
四、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启示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大量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森严的明确界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完整,同时对哲学研究对象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指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一类跨越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应用,使哲学以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普遍规律为已任的提法显得混乱,再加上思维领域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哲学理应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已经由拟科学转向拟价值,哲学的目的不在于科学,而在于超越科学。
  诚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到整个世界的三大领域,确实是世界统一性的相应表现。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它们毕竟都只涉及到世界整体性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或某一性状,只能作为世界统一性的表现,不能理解为世界统一性的内在本质。
  将系统论和数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比较:从一方面看,两者的内容都跨涉到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它们所揭示的规律也都适用于这三大领域内相应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系统论从质与量两方面对其组成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数学则仅从量方面对事物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系统论的整体相悖律不能应用于数学的基本运算,而数学的基本运算法则也无法指导人们认识系统内质方面的关系与变化。这就表明:它们都只能作为世界统一性的不同表现。至于信息论,由于目前对信息本质的理解存在较多的分岐,难以与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不过,信息通常涉及到信源、载体、接收者这三部分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在客观世界中,两种物质客体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如电磁转化、酸碱中和等等现象,以及它们的内在规律,无法用信息论圆满的解释,可见,信息论所探涉的也仅仅是世界整体性的某种表现。
  有的学者还从分析整体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入手,说明哲学的研究对象只存在于间接的思维抽象之中,认为人们说哲学以研究整个世界为对象时,其所指的整体只能是绝对的,但绝对意义的整体并不是直接的存在,哲学只能通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来总结人们是怎样认识直接存在的。这些看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整体观的一种误解。
  因为,任何事物的实际存在都必然有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概莫能外,这是它的绝对性一面。但这种区别和联系都只能在彼此的相对关系中显示出来,这是它的相对性一面。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世界统一性或者说世界整体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同其他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某个领域、某一层次、某种结构相比,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这些领域、层次、结构无法取代的普遍性,但哲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存在,又只能借助于这些领域、层次、结构而得以体现,两者相反相成、共成一体。其实,抽象地看,不独哲学所研究的世界统一性是这种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体,其他实证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同样如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而建立的。”但他又紧接着指出:“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13〗正是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全都包含着绝对性与相对性两个侧面,所以我们不能把是否认识直接存在当作区分哲学知识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一种依据。实际上,物质联系、变化过程以及贯串于变化过程内部的客观规律都不能算作直接存在,因为它们并不是把自身的规定性直接地作用于人体感官,而是借助于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或者同一客观实体这一状态到那一状态的变化而得以表现,经过理性思维的分析、概括,才被人认识掌握。哲学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固然有认识深度和内容广度或者说层次结构的明显不同,但无认识直接存在与认识非直接存在的根本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血、肉、骨骼、大脑、经络与整个人体作比喻。
  至于说到思维在认识中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进行专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正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我们应该下苦功夫去探寻它之所以有力的客观根源,而不应该割断它与物质存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毕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人,并赋予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的智能。思维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确实日益紧迫,但并不是所有抽象概念和符号的反复运算和周密分析都能够发现新问题,获得新知识;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科学原理和方法,不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思维的运算和分析往往就会劳而无功,得不偿失。这其间的区别,只在于思维推理是否同对象本身的自身规定性和变化发展规律相符,能否最终地在外部世界取得成效。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不因思维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动摇,我们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无需因此而转移。
  哲学一直在与科学的互相促进中发展,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远非现今的人们所能完全认识,认为哲学在这方面已经无所事事,并已由拟科学转向拟价值,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据介绍,价值进入哲学始于神学哲学家们的努力,经过牛顿、康德等人深化成为现代不同流派哲学思路的起点,其中马克思更以剩余劳动的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价值的劳动本性和社会本性,从而把价值概念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提升为一个历史观范畴。经哲学同化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具有如下属性:“第一、精神性或观念性。……第二、应该性或理想性……总之,科学理论在于描述事实世界,而哲学的价值在于追求未来世界。第三、评价性或批判性。”〖14〗而渗入价值观念后的哲学,则“……专司人类与其外在世界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或应该关系……以主客体的应该关系或应然关系为对象。”〖15〗
  哲学真的发生了从拟科学到拟价值的嬗变吗?对此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科学、价值和哲学这三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已发人深思的指明:“……哲学从来就是世界观,现在仍是世界观,将来也同样是;同时,价值观从来就是哲学应有之义,也永远是哲学应有之义。”〖16〗与科学相伴而生互相促进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然有它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价值。正如钱学森同志所指:“……精神财富的创造既然是一项事业……就得有个组织管理的学问……这就是系统工程,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搞组织管理的工程技术。”〖17〗而“建立一门系统工程,不管其对象是什么,都要引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如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有时还要引用另外两门技术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门组织管理技术的共同基础。”〖18〗这些论述启发我们:时至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能撇开科学去侈谈价值,不应将两者人为的对立起来。世界上没有无价值的科学,毫无价值的思想配不上科学的称号;与此相应,无科学的价值(如宗教信仰)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也日趋减弱,无科学依据地规划未来世界更只能引起混乱。在现代条件下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虽有区别,但并不排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中科学是主,价值为宾;科学是本,价值为利,人们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无本求利,更不可就价值论价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其根源就在于它科学地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在于它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价值不是仅从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更主要的是通过它的创造性的科学活动获得,其生命力蕴藏在它的科学性之中,它的批判性不过是这种科学性的表现形式。没有科学作依据,最有力的批判也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
  关于科学研究与哲学的关系,钱学森同志还曾感慨地谈到:他以前通过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一些心得,“自己还满得意”,“后来回到祖国以后,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觉得我那点东西就太肤浅了。经典著作里都有,而且比我说得好得多,深刻得多。”〖19〗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指导下的长期科学实践还使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原理、最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最有普遍性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外国的一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犯错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老是弄不清楚。”〖20〗这是一个思路开阔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的宝贵心得。确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研究对象与把哲学知识看成为所有现代科技知识的最高概括,这两者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充分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必然取向。
五、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一个半世纪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其改造世界的自觉性,疾卷起百余年的国际风云,如今,知识经济又成为热门话题,它们之间有没有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内在关系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有二:
  第一、 它们的产生都以科技水平和知识积累达到相应高度为前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主要哲学著作,不仅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而且引用了当时他所能知的主要科技成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大突破,也是知识升华的主要结晶。至于知识经济,它虽然在发达国家首先出现,看起来似乎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无关,但它是工业经济发展到不另寻出路就难以为继这一高度的必然产物,是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现实顺理成章的思想突破,是物质变精神的生动体现。它所藉以建立的高科技产业,则是精神变物质的有力证明。它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两者同是人类进入自觉改造世界更高阶段的实质性内容。
  第二、 它们都以注重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以及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连续转化为主要特征。恩格斯曾经十分清楚的指出:辩证法就是关于事物联系的科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阐明事物对立面——即有相对稳定状态的物质客体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必然转化。而知识经济则因“以信息网络作为社会交往的主要手段”,被称为信息经济。从哲学上看,信息的本质是三种或三种以上的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详细的探讨另见专文《关于信息的哲学探讨》)。知识经济之所以又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根源就在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转化是持续不断、无穷无尽的。这一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外部表现。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知识经济之间不可轻忽的内在联系,使它们的崛起都以相当的科技发展和知识积累为前提,并且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相辅相成。知识经济中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指导,知识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需要不断地从现代科技成就中汲取营养,不断充实,它只有通过与现代科技和社会生产的更紧密结合,在知识经济发展中不断深化,才能在人类改造世界改善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末,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至今仍处低谷,甚至不被先知先觉的学术界理论界所注重呢?其根源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尤其是它的阶段性)使它的内容侧重和传播途径未能摆脱创立初期环绕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而进行的原有框架,要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目前困境,就只能从确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研究对象入手。只有这样,它才能显示出与现代科技和社会实践的血肉般联系,才能结合现代科技成果和社会现实来表述自身的内容,并且通过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和使用,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通过知识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进行传播,以重现造福人类的辉煌。


 

第三篇、 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对物质存在表现方式的认识
本文内容要点
  世界统一于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即所有事物都有两方面互相依存的必然表现──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本文从生物育种、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着眼进行说明,并提出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概念系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今后发展取决于它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更紧密结合,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人们取得必然中自由的思想武器
一、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新理解
  人类对世界统一性的认识,随事物的展开,实践的进行和知识的积累而不断的深化。如今,我们应该根据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如下表述: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统一于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既有不同又相关联的矛盾状态之中。因为,作为物质具体形式的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还是思维的全都有互相依存有条件转化的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必然表现:即显示自身结构、层次、形态等特征的不同一面;以及只有借助不同事物之间,或者同一事物这一状态与那一状态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按必然性变化的相关一面。概莫能外。为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有效的掌握各种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我们有必要将事物的不同与事物的联系,作较为明确的主观区分,把每时每刻直接间接地显示自身特征的个别物体,它们的种类,以及更大范围内由它们组成的整体,从总体上概括地称之为物质客体,或在强调其成份、结构、层次、形态的特征一面时,称为客观实体;把简单如个别物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和那些体现在众多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复杂联系,包括早为人们熟知的内部联系、外部联系、本质联系、非本质联系、因果联系、相关联系、必然联系、偶然联系等等,从总体上概括地称之为物质联系,或在强调事物之间的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有条件转化时,称为客观联系。
  一旦对物质客观存在的表现方式作出了这样总体概括的明确区分,我们就能更加深刻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领会以物质客体和物质联系为内容的矛盾范畴的客观实质,并且正确的认识下述隐藏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过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中的基本事实:事物的复杂性,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以及世界的整体性和无限性,就在于物质存在的这两种表现方式(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地转化,构成新陈代谢永无止境的统一过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实质上就是对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具体内容(即个别物体与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过程的影响和控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于对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辩证关系和有条件转化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掌握之中。
  那末,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中,究竟有那些内容可证实上述认识的正确性?上述认识在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以及哲学自身的继续发展中,有那些意义呢?
二、生物育种发展过程的启迪
  先看一看生物育种的发展过程。
以人们对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和处理方式的不同为尺度,生物育种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其一,以重现物质客体与它们之间的相应联系为基本特征的起始阶段。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开始于对自然事物的利用。与此相应,在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中,无论是动物的驯养繁殖,还是农作物的选育栽培,都不过是自然界原有过程的重复。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早已懂得从众多的物体中选择适于自身需要的种类,利用个别物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如种籽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以及动物的习性等等,去获取更多更好的收成。但他们所接触到的各种物体,所建立的各种联系,所得到的具体结果,基本上都是自然事物及其相应过程的翻版,其实质不过是外界物体及其直接联系的简单再现。
  其二,以改变现存的物质联系为手段,以创制自然界原来不曾有过的新的物质客体为基本特征的低级阶段。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深化,随着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以嫁接、杂交等方法,使在自然条件下从未发生过直接联系的两种物质客体之间,按它们自身固有的规定性,建立起新的相应联系,形成新的必然转化,产生在自然环境中原未产生,但更适于自身需要的新的物质客体。
  以果树嫁接为例:人们从自然界中选育栽培起来的梨树和苹果树原来很少直接相关。当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果树品种,将苹果树嫁接到梨树上,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之成活后,人们就会得到既不同于原来的梨,又不同于原来的苹果,同时兼有两者部分性状的新果树和新果实。
  虽然,这种新果树和新果实具有何种性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人们不能期待苹果树与梨树嫁接而成的新果树,能够结出类似桔子或香蕉那样的新果实。而且,苹果树与梨树之间到底为什么起这样的变化,产生这样的果实,这些变化的具体过程究竟怎样,也不一定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但这种前所未有的果树新种,毕竟是在思维领域内,先建立起在客观环境中因不具备相应条件而没有产生的苹果树与梨树之间的直接联系,再通过实践在现实中提供了由梨树和苹果树自身规定的客观条件,从而建立起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和转化关系而产生出来。
  在动物的驯养繁殖中也不乏类似的事例,如驴马交配生骡等等。
  同前一阶段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这一阶段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体之间本质上仍为客观的直接联系并不是自行建立起来,它们总是先由反映到意识中的映象之间相互沟通,尔后又人为地提供必需的客观条件,使原来的思维联系合乎规律地转化为物质联系,从而构成了自然界不曾有(但不是不可能构成)的新的物质客体。人们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较为简单的转化关系,从掌握利用物质联系入手,去创制新的物质客体。这样,人们就能在自然界中,日益迅速地开拓烙上人类印记的外部世界。
  其三,以连续控制物质联系与物质客体之间复杂转化为基本特征的现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多种相关的物质客体和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对它们可能产生的结果,都有了在实践基础上积聚起来更加细致深入的足够认识,能够利用新的物质联系将会产生新的物质客体;新的物质客体将会建立更新的物质联系的必然性质,步步深入的控制它们之间的复杂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设计出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着主观愿望的新的物质客体,新的物质联系,以及它们连续转化而成的新产物。
  以遗传育种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例:
  遗传育种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这位业余植物学家通过对实验数据的仔细分析、推测到生物的遗传特征总是由后来被称为基因的物质客体控制。经过其他科学家更深入的研究,现代遗传学不仅弄清了含有很多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组成结构;以及这些组成结构与遗传特征的对应关系,弄清了遗传信息的编码、转录、传递、翻译等各个步骤的机制和内容,而且掌握了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基因载体等重组技术,从而在连续控制基因变化的生物遗传育种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曾这样介绍“基因工程的基本程序”:“第一步是获取所需的基因(称为目的基因)。获取目的基因的方法主要有:①用机械方法如超声波剪断DNA分子而使之成为便于操作的小分子;②用限制性内切酶切断DNA分子;③用信使RNA作为模板在逆转录酶的作用下获得与信使RNA序列互补的DNA单链,然后再在聚合酶作用下复制成双链DNA分子;④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
  第二步是将目的基因与选好的载体连在一起,即重组。……。
  第三步就是将连接有目的基因的重组载体转入宿主细胞,主要有转化(用于重组质粒),转染、转导(体外噬菌体包装〉,直接注射等方式。
  第四步就是对重组分子进行选择。……
  第五步就是表达,目的基因需要表达成蛋白质……,既要保证目的基因准确地转录、翻译成蛋白质,并维持稳定,又要根据研究或应用目的或大量地表达,或是表达后分泌出细胞以利于提纯等等。”〖21〗该书还指出:“从技术上讲,设计出新的生物物种是完全可能的,根据物种的不同概念,甚至有的人认为目前的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设计出新的生物物种”。〖22〗
  生物遗传育种在现阶段的鲜明特色由此可见,它有力地表明:人类之所以能够控制连续转化的复杂过程;控制连续转化的复杂过程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物质的客观存在有两种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表现方式。
  事情十分明显:那些在客观现实中阻碍着物质客体彼此之间发生物质联系的时间、地点、或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障碍,在思维领域里却易于被思维以独特的活动方式排除出去。因而,许多在自然状态下不易(并不是不能)发生的各种物质客体之间的物质联系和转化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却可以通过它们经过加工的映象、主观地建立起来。这虽然使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事物时往往失真,但恰恰保证了意识决不因此而遭轻忽。相反,当它通过实践,使可能发生但从未实际发生的物质客体(如控制不同遗传性状的不同基因)彼此之间的相应联系终于建立起来时(如基因重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连续不断的互相转化,就会结出琳琅满目的累累硕果,构成一个日新月异的崭新世界。只要将人工变化与自然变化加以对比;只要将自然界与社会加以对比,我们就能获得这方面的深刻印象。
  将上述三个阶段综合起来,我们就不难体会到:自然界的漫长发展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像人这样具有非常能力的智慧生物,人类之所以具有足以自豪的主观能动作用,其根源就在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能够辩证地转化。我们应该在确认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两重性——它既有不同,又同时相联。
三、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实质
  生物育种发展过程的三个历史阶段,实际上可以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虽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我们无法确切地划定这三个历史阶段的起讫时间。不过,它的轮廓还是清晰可分的。
  最早建立起来的天文学、数学、生物学以及地理、历史等学科,大都以记叙描述各类物质客体的性状和彼此的相应联系为共同特征,属起始阶段。
  随着对各类物质客体认识的增加,随着直观性资料的大量积累,人们的认识又自然而然地深入到对物质联系的分析中。虽然,人们仍然习惯于用类似物质客体的概念去表述它们之间较为简明的直接联系(如力、功、速度、化合价以及生产关系等等),仍然侧重于从物质客体方面进行研究,但已能运用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去构思并实现新的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比较简单的转化。如蒸汽机、发电机、电动机以及大量化学产品的制造,这就相当于进入了果树嫁接的中间阶段。
  现代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支柱的新兴学科,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已经进入更高阶段的标志,它们具有与物理、化学等传统学科显著不同的重要特征。
  将仿生学与生物学作一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传统的生物学是从比较各种生物的形态结构或生理特征入手,确定各种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过程。而仿生学则从观察了解某些生物的特异功能入手,运用规律化的研究程序——选定生物原型,进行数理分析,设计数学模型和模拟装置,经过反复的实验改正,最终获得具有类似功能的人工产品。两者着眼点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再将牛顿力学与系统论作一比较:在牛顿力学中,我们也常常遇到事物之间互相联系问题,如合成力、合成速度等矢量叠加问题。从求合力公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合成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分力的大小,而且也与两分力之间的直接联系——即由两分力彼此间相对位置决定的θ角有关。在这里人们也遇到了1加1不等于2的客观事实。不过,由于牛顿力学只是从量方面对力的叠加问题进行研究,力与力之间互相联系在量方面的一致性,使人们可以把这种联系当作依附于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即把由两力不同方向构成的θ角当作力本身的相应表现。力与力之间联系的自身规定性,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
  但在系统论中,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自身规定性却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视了。因为,系统功能之所以大于所有要素功能的总和——即作为系统论基础的整体相悖律,只能用确认要素之间的联系如同要素本身那样,有着自身的规定性和功能表现这样一种观点去理解。
  显而易见,无一定联系的两个物质客体之间是不可能构成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系统的。若将研究对象中不同质的规定或功能表现以数一表示,那未,两种要素之间具有新质或功能表现(从它不能被其中任一要素取代这个意义上确定)的一定联系也应表示为一。由这两种具有内在联系要素构成的系统,从质的规定性和功能表现角度上看,实际上应为三。但人们习惯于把物质联系看作可纳入物质客体概念之中的属性,一般地不去考虑(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两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表现。系统只是一种要素加上另一种要素,即为二。于是就出现了新事实与旧认识之间的矛盾。整体相悖律的根源即在于此。它实质上是人们在新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物质联系具有与物质客体同等而相对独立地位的表现。
  再拿信息论来说吧,尽管,信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目前仍然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信息的产生、传递和接收,组成了涉及到三种及三种以上客观实体(即信源、信道、信宿)之间相应联系所构成的体系。离开了事物之间的这一类联系,就不可能产生信息这门科学。而且,信息之所以能够推动新的产业革命的兴起,根本上是由于它更加充分地考虑了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范围更广、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的连续转化,能为人类提供更加广阔的选择余地。信息论的产生、发展和广泛应用,本质上是物质联系在客观世界中具有不容物质客体取代的独立而重要作用的另一生动体现。
最能表明人类已进入连续控制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多次转化新阶段的是科学与技术之间日益加强的融合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指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它们各自独立发挥社会作用,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23〗该书接着介绍了学科和学科、技术与技术、学科与技术以及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各自突破,但又融合共进的现状和前景,并且说明了它们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概念、方法和手段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理论在科学技术中的广泛应用,引起了当代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当代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正是出现在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汇之处。”〖24〗现代科学技术的状况如此,当前的哲学又该如何?
  该书还在通俗地说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时指出:“科学回答的是 ‘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回答的是‘做什么'、‘怎么做';……。”〖25〗十分明显,“是什么”、“为什么”主要涉及判断与推理过程,着重于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确切反映的物质联系方面;“做什么”、“怎么做”则是为了解决通过行动进行实施问题,着重于将思维成果物化为相应的客观实体。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并列及相互转化关系,它们相互融合共同进步,既标志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替上升;又体现了人类确已取得控制事物多次转化形成连续过程的足够能力,我们理应从哲学高度充分肯定: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正在展现的辉煌前景,不容置疑地表明了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是物质客观存在缺一不可的两种表现方式。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实践引发的思考
  在远较自然界复杂的社会领域,人类认识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渐进性与阶段性,虽然不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明晰。但我们可以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相互比较中;从马克思对自己所作贡献的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的评价、以及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中,深切的体会到:它们之间具有可供类比的一致性。
  先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作一比较。
  以农林牧副渔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属自给自足型,直接服务于生产者的物质生活需要,其中的各种关系及其转化比较直观、简单,总体上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起始阶段相对应。工业经济则以商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为基本特征,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运作虽已构成相应的连续过程,但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表明人类在认识与控制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的关系方面,还处于初涉连续转化的低级阶段。目前已现端倪的知识经济,在控制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连续转化的高科技产业上建立起来,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性、共享性等主要特征向我们昭示,人类已经相当有效的掌握了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形成复杂过程的连续转化,已处于高级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相继出现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有着基本对应的内在联系。
  再看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实践领域内的一些典型事例: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评价自己的新贡献时指出:“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6〗只要将马克思与在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着眼点进行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注重阶级、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阶级社会的复杂联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偏重实体性表现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本身,两者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所由产生的根源,都清楚地表现出与科技发展一致的顺序性。
  同样,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他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7〗这是肯定自然与社会在本质上的一致性的极好范例。
  更能启发我们思考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概念所作的科学解释。据《理论学习小辞典》介绍:“实事求是  原是中国的古语。<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到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在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汉书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解释全都以“实事”和“是”的不同内涵和相互关系为着眼点。但汉书所涉的“实事”和“真是”,着重于对认识正确程度的判别,“实事”和“是”的联系较为直观、单一;毛泽东解释的“实事”和“是”则有普遍性的品格,其中的“求”更含有通过实践进行验证并且形成复杂过程和系统的意思。毛泽东的解释言简意赅的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要点,可以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简明表述,可以印证我们探讨科技发展过程以及现代科技成果所得的关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是物质客观存在两种必然表现这一结论。因为,结合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哲学著作的精神实质,我们完全可以对“实事”和“是”作如下理解:“实事”和“是”是矛盾转化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实事”是这一过程中具有独立规定性的相对静止状态,即为物质客体;“是”为这些静止状态彼此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为物质联系,它们互相依存,能够有条件转化。有什么样的“实事”就有什么样相应联系的“是”;有什么样的“是”,同样会有与之相应的作为相互联系中固定环节的“实事”。“实事”变了,与其相应的“是”就会随之变了,反之,“是”变了,与之相应的“实事”也会随之变了。离开了事物和它的规律性,“实事”和“是”就失去了可“求”的前提,也就无法认识、无从把握。不仅自然与社会在物质存在的表现方式上根本一致,作为它们在人脑中反映的思维也毫不例外,世界在本质上确实是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存在既有不同又相联系的表现方式之中。
  综合上述,我们就可以将反映在认识过程中的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表述成如下的概念系统:


  
说明:1、 ↑↓ 表示同层次的概念,即从不同侧面对同一对象的表述。
2、↓ 表示层次较低、范围较小的部分。
3、←→口←→表示互相转化。
4、与物质客体对应的物质联系称为相应联系。
 
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今后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明确地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研究对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即物质存在表现方式的深刻理解。事实上,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精辟阐述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科学,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人们对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早已作了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偶然联系与必然联系、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因果联系与相关联系等等明确的区分,本文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地从总体上把物质联系提到与物质客体相对的同一层次(即与物质客体共同组成物质缺一不可的表现方式)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以上这些区分和以往对事物联系的认识,总是认为事物联系从属于事物本身,轻忽物质联系与物质实体之间的并列及相互转化关系,因而造成一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的重大失误,促使我们不得不探求关于物质联系的新认识。
  拿对规律这个概念的理解来说吧,原苏联在1955年重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一书曾作过如下解释:“规律是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现象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这种解释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但它轻忽规律依附于相应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相互转化的大量事例,无法理解生物遗传规律竟会与相应的物质客体——即具有一定结构、组成的基因有关的科学事实,进而导致了对现代遗传学说的错误批判,留下了值得人们认真记取的沉痛教训,(有关内容我们将作专题探讨)。
  与此相关,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沿袭了这一种规律观,强调规律是万变现象中的不变本质,具有人类无能为力的必然性,并据此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属性,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计划经济规律已经不可逆转地取代了市场经济规律,从而为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以及后来大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提供理论依据。尽管这样做有诸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但上述规律观毕竟也是其中之一。而今,作为“苏联模式”主体的原苏联业已解体,计划经济削弱经济自我调节作用,造成主客观严重脱节等社会弊病,也为大多数人觉察。实践已经证明: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能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化为人人必须面对的社会存在,我们理该从这些曲折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其认识根源。
  再拿对环境的研究来说吧,地理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人们经过长期的努力,才使自己对地表的山川河流、地形矿藏、气候物产,经济交通以及人口城市等等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然而,环境保护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却起源于环境污染所导致新型疾病(水俣病)的产生和原有生态平衡的明显破坏(如鱼、鸟、树木等动植物的大量死亡),是这些物质联系的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而把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综合成统一的整体,从动态上进行系统的研究,如提出“环境压力”概念,建立环境质量方程,绘制环境变化曲线等等。物质联系在现阶段已被务实的科学家当作客观对象的重要表现和实质内容,致力于科教兴国的我们怎么还能在认识的总体上囿于物质联系从属于物质客体的传统习见呢?
  将物质联系提到作为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之一的应有高度加以强调,这在当前有着不容轻忽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所表述的关于物质客观存在表现方式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分析而获得,它必然地能适应并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期,对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辩证关系的更深入研究,必能指导我们更加自觉而切实地通过物质联系去改造物质客体,或者通过物质客体去掌握物质联系;或者通过对两者之间连续转化过程的更有效控制,把整个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
  而且,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客观现实,己使风云一时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适应并推动知识经济的时代发展。新的处境和新的使命更促使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向、内容侧重、表述方式、传播途径进行新的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今后发展取决它能否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更紧密的结合,只有将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确认为物质客观存在两种缺一不可的必然表现,我们才能加深对信息、规律、认识来源、实践、价值等重要概念的全面理解,才能正确把握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简明概括的实事求是科学观点与现代科技知识和知识经济的内在联系,架设起紧密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桥梁、通道,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焕发青春,为人类争得必然中的更大自由。

第四篇、让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新支柱
  本文内容要点
  中国是一个曾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古国,但她又有自1840年以来受尽侵略和压迫的苦难历程。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重新崛起,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留下了实事求是的宝贵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激励着本书的作者在哲学──科学的道路上长途跋涉,促使他着眼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过程;致力于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发展知识经济的更紧密结合,并且发出让实事求是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新支柱的肺腑之声,由衷地期盼着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握着未来的年青一代,能由此争得必然中的更大自由。
一、从惨痛的近代史实说起
  粗略统计一下初中历史教科书所记述的近代史实,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的短短61年里,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曾对世界文明作过巨大贡献的伟大国家,只是由于清皇朝的腐败统治,不得不与大大小小11个国家签订14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现有面积的六分之一),赔偿帝国主义国家用以打我们国家的军费开支白银6亿7千多万两(连同利息竟达12亿多两)。外国军舰可以在我国的内河横冲直撞,外国商品(包括毒品鸦片)可以在我国各地恣意倾销,帝国主义列强掌握了清皇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我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甚至连在我国领土上犯了法的外国侵略者也可以不受我国法律的制裁!
  更令我们痛心的是:国土面积不足我国25分之一,且隔海相邻的日本,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竟使我国军民伤亡约达3500万人。仅在1937年12月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后的6个星期中,灭绝人性的日军就残暴地杀害30多万无辜的南京军民!
回顾这些血泪斑斑的历史事实,面对着纷争不止的当今世界,联想我们正面临考验的社会主义建设,展望有待于我们努力把握的未来,每一个真正对社会、亲人和自己前途负责的社会成员,理应从分析祖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变迁入手,自觉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承担起主人翁应负的责任,把继承与发扬在改变我们祖国历史命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实事求是宝贵传统,看作立身行事为国争光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传统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实事求是的准确含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得到了科学的表述。毛泽东同志精辟的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9〗这一具有丰富含义的精辟见解,是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艰难曲折中引导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它至今已深化为我们党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和思想路线。为了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继承与发扬我们党的这一光荣传统,本文将从:
〖一〗、实事求是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二〗、实事求是观点与1976年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三〗、实事求是观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四〗、我们的责任。
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共求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言行的基本一致,使我们这个历尽沧桑的古老民族,重新放射出普照全球的青春光彩。
二、实事求是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实事求是观点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对实事求是观点作出上述意义深远的科学解释,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牢牢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这个活的灵魂,能够自觉地根据物质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去认识物质客体本身(如从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及彼此的关系入手进行阶级分析);或者通过物质客体本身去理解它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如根据各阶级的本质确定他们与我们党的敌友关系);并且能够根据物质客体及其相应联系的具体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把握由此构成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这就使他能够因势利导地指引中国革命这艘航船,成功地闯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急流险滩,不断地走向胜利。
  拿众所周知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来说吧!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看到,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艰难曲折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引上农村包围城市的致胜之路。
  毛泽东同志首先从世界上有多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着眼,剖析它们与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能妥协的,受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不可能妥协,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能在农村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使红色根据地在采取例如土地革命那样的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后,就可能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包围城市直至夺取城市。但红军的相对弱小和敌人的相对强大则又使这一革命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很快地完成。因此,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的选定,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典范,也是运用实事求是观点的极好榜样。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期间提出的规律是发展的卓越见解,也给了我们类似的启迪。
人们通常根据列宁关于规律是事物本质之间的关系这一阐述,对规律概念进行解释,往往着重于规律同易变现象相对立的一面,强调它的稳定性、不变性。但毛泽东同志根据实事求是观点,结合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深入研究,把规律与物质客体的相关性以及它的发展性、系统性,放在首要的突出地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就用了“战争规律是发展的”醒目标题,文中极其明确的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0〗他据此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战略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选定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实践上有力地证明了以不变与发展相统一为特征的辩证规律观的正确性,表明了为这一规律观提供思想基础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性。
  再拿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来说吧,毛泽东同志就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凭武力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个事实为出发点,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31〗他接着分析了由于中日矛盾激化而引起的中国国内各阶级内部以及相互关系的具体变化,说明:“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32〗
  历史的发展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由物质客体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凭藉武力占领中国的决心和行动,引起了物质联系的相应变化——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国内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又由物质联系的相应变化引起了物质客体新一轮的相应变化——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其后,物质客体与物质联系之间的变化发展,则表现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历史过程,并导致了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产生的成果,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实事求是观点的科学性。
  也许,对某些正憧憬着在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的当代青年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过去,不值再提。然而,饮水应该思源。思源、护源、净化源才是保证我们现在及将来能够饮足水、饮好水的基本前提。尤其在国际上还存在着激烈斗争的今天,我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实在不可忘却这一段值得我们庆幸与深思的光辉历史,不应忘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事求是传统。
三、实事求是观点与1976年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非常曲折,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我们这一代当事人联系自己的亲身体验,就不难获得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我们国家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党在这阶段的前期坚持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观点;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经历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也只是由于党在这阶段的后期背弃了实事求是观点。
  《决议》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33〗尽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34〗
  同原苏联相比,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富有中国特色,并取得成功的。它没有像原苏联那样造成农村牲畜的大量宰杀和粮食产量的明显下降,(据介绍:原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1933年与合作化前的1928年相比,马、牛、羊的数量分别减少了51%、44%、66%以上,粮食减产500多万吨)〖35〗也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而这正是在实事求是观点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功。
  因为,我们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作为工人阶级可靠同盟军的农民更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从而以“实事”——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农民,与“是”——即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和同盟关系,作为制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政策的科学依据,使实事求是观点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里,更能体现实事求是观点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农、轻、重各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这在当时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确实是独树一帜,卓有远见的。
尽管,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就明确地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36〗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原苏联为模式,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加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唯一的正确途径,认为“……只有在进一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迅速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所有其他部门。”〖37〗但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以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在前此几个月的工作汇报为依据,对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在内的十大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38〗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将会使各方关系产生不同变化和结果为内容,再次出色地运用了实事求是观点,它至今仍有值得我们仔细领会的深刻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农业的高度重视称将得上身体力行、始终一贯。我们可以从他在1961年1月到5月致田家英、邓小平、李井泉及陈正人等同志的信中,强烈地感受到他期待调查研究以制定适合农业发展需要的相应政策的急切心情;他亲自总结并提出了包括水、土、种、肥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八字宪法的措施要点,也确实抓住了在当时条件下提高作物产量的主要环节。在他的带动下,我国各级领导对农业一直相当重视。我们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独特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决议》指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39〗“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使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40〗即使在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的文化大革命中,“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并在科学技术中取得“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41〗的重要成果。
  还应该看到,我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和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带动了政治方面的改革。
  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也经历了今人难忘的重大失误,造成这些失误的最主要根源,在于毛泽东同志在相应的实践中,背弃了实事求是观点。他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在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后,“实事”(即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是”(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经济建设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矛盾地位的上升)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没有意识到应该通过对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去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他完全沉溺于阶级斗争的主观臆想之中。
  亲身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们决不会忘记,当时疾卷神洲大地的浮夸风,竟把一季中稻的亩产吹嘘到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荒唐地步,还宣扬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42〗,这一切实在是对实事求是观点的无情嘲弄。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危害最大的要数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决议》已经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明确的结论,毋庸赘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那十年中迷信毛泽东同志的程度之深,“逼、供、信”流行之盛,以及受迫害人数之多,就足以体会到那时哪有实事求是精神可言。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7年历史中,它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固然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就连那些只能作为教训记取的重大失误,也从反面表明:实事求是基本观点丢弃不得,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振兴我们伟大的民族,就必须时刻牢记实事求是观点,在继承中发扬,在运用中充实。
四、实事求是观点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正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实事求是精神消磨殆尽,邓小平同志在重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之初,就旗帜鲜明的号召:要解放思想,继承实事求是宝贵传统,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我们党的基本观点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强调。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我们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21日至9月19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分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以及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这三个重要场合,反复说明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43〗认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44〗他的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把实事求是放在所讲四个问题的首位,并且大量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以突出树立实事求是观点的极端重要性。粗略统计一下,我们就能够得到以下几个发人深省的数据: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段讲话中,引述了毛泽东同志11篇著作或讲话的内容近一千字(不包括转述及解释,就占了这一部分的三分之一篇幅)。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的提出:“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45〗
  邓小平同志还在同吉林省委的谈话中,在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为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6〗他十分明确的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47〗他在1984年10月同外国客人谈话时,还曾这样介绍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所积累的经验:“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48〗
  邓小平同志在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继承发扬实事求是宝贵传统的同时,还以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开创性地运用实事求是观点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是他,在全国取得揭批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之后,立即引导全党、全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实事”——新中国的成立,与“是”——阶级关系和社会需求这两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动被人为曲解所造成的主客观矛盾;是他,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现状以及它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明确的提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49〗等一系列精辟见解;也是他,根据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根据现代世界经济的互补性,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明智决策。邓小平同志还把这些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推动我国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深刻认识,综合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以后,他又提出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0〗这三条鲜明地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新标准。
  以上,我们从认识和实践两方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观点的高度重视和出色运用,目的在于说明:正如实事求是基本观点使毛泽东同志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致胜之路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伟大精神也使邓小平同志卓有远见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伟大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动体现,是实事求是观点的创造性运用,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则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也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因为,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承续性,又有内容上的连贯性。因为,“实事”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独特的基本国情,就是诞生于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就是这两者在社会发展中(如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传播,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应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客观现实)的紧密结合,“求”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孜孜不倦地探寻振兴中华的光明大道;就是像农村包围城市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样伟大决策的提出和贯彻。
  从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任务到现在,仅仅只过去几十年时间,我们在总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我们现时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从纵向观察,我们的目前状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庆幸:
  第一、我国经济终于摆脱了一度严重存在的长官意志的干扰。这种干扰造成的可怕后果在1958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不仅大量地浪费了我们国家极可宝贵的人力、智力和财力,而且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真探讨,影响了实事求是传统的发扬,其损失绝不是金钱所能计算,所以,这种干扰的排除,其价值也难以用数字估量。
  第二、我们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因长期实行单一计划经济,主要工业品由国家调拨所造成的保守僵化的经济局面。曾经在社会上占据着牢固阵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早被破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怪现象也已改变,生产企业和生产者个人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不图进取了,这就为工农业生产以及全部经济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经济成分多样化所带来的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更能适应并推动现时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三、由于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能够比较自觉地尊重体现在市场经济中的客观经济规律,也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有了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因而也具有了更大的潜力,足以开创出更加光明的前途。
  这些在经济发展中无疑地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它们是我们党继承实事求是的传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容轻忽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化、赌嫖抢骗以及封建迷信活动等一度绝迹的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回潮;行贿受贿贪脏枉法等腐败现象正在严重地损害着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拜金主义和崇洋媚外心态的蔓延以及贩毒、吸毒等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使我们对年轻一代的将来产生了由衷的忧虑;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以及经济领域中伪劣产品的泛滥;更日益严重地损害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有这一切恰恰从反面使我们痛感传播实事求是基本观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为,按照实事求是观点,任何“实事”的变化必然地会引起它与其他“实事”之间原有联系——即“是”的变化,并使与其相联的其他事物发生新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是我们所预期的,有些则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甚至与我们所预期的截然相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求”的过程中,找到保证收到预期效果,防止或改变非预期情况出现的有效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掌握必然中自由的能力。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在现阶段恢复实事求是宝贵传统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解改思想、实事求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应该看到并发的不容轻忽的大量问题,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依靠我们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宝贵传统。
五、我们的责任
  综观实事求是基本观点在上述各个历史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庆幸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已经把实事求是提到基本观点和思想路线的应有高度来加深认识,更庆幸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同志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体察民心,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在确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同时,高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旗帜。我们相信在己经进入的21世纪中,党的领导集体一定能够在政治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动,制定出因势利导的正确对策,避免指导工作上左、右倾向的再次发生;在经济上则能密切注意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科学管理;在文化上更能全面继承中华民族的丰富遗产,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思想,提高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使我们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跨上新的台阶,全面实现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实事求是传统还只是在党的决策中发挥现实作用,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少令人忧思的各种问题,实际上也与实事求是基本观点不被普遍运用相关。要使实事求是传统真正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要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还必须探索切实有效的途径,通过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通过广大党员和专家学者的协同努力,使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依椐,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准则。
  首先,我们要提倡从自我做起,把掌握和运用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当作增强改造自然能力的关健环节,当作建立美好生活的可靠基础。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不同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将会遇到许多由不同“实事”和“是”组成的具体问题,如何求得妥善的解决,这才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实质性内容。很难想象一个处处碰壁、事事失意的人能够充分地享受人生的乐趣。更何况在当今世界中,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文化知识已日益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不掌握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
  同时,我们还应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及其趋势,加深对实事求是实质的理解,进一步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非由各种“实事”和作为彼此联系的“是”组成,意识到它们之间永不停顿的转化和发展,意识到与时俱进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就在总体上掌握了主动;而且还由于每个当代青年都是从学习科技知识起步进入社会,他们的生活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才能日益提高。因此,普及实事求是观点的必由之路,也只能是通过它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更紧密结合。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另作更加全面的探讨。但结合近代、现代史实的回顾,我们可以预期:一旦实事求是基本观点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必然、掌握自由的思想武器,随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广泛而切实的运用,目前困扰我们的许多现实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我们的国家将会上下同心、步调一致,我们的社会必能更加谐美,我们这个民族也必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自觉地为此奋斗。


 

第五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选择
  本文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文件的学习,论述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者之间贯串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这条鲜明主线。认清这条主线,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解决当前一些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得到更有力的保证。
 
一、深切的感受
  在21世纪开始不久的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胜利地召开了继往开来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二部份,专题阐述了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期精心研究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会在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庄严宣告:“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修改后的新党章也在总纲里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51〗,这次大会吹响了中国共产党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进军号角,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复兴步伐使世界瞩目。
  仔细领会党的十六大文件的精神实质,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自考察广东工作发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以来的一贯论述,我们就会深切的体会到:在事物辩证转化过程中曲折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既使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由封建社会的兴盛走向解放以前的衰落——甚至经历了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的近百年屈辱,但又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精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指引下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身上,使以简明的中国方式表达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成为贯串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条鲜明主线。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个人前途的炎黄子孙,一定要在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理解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坚定地听中国共产党的话、毅然投身于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这一历史洪流,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争做“四有”新人的同时,紧密联系自己的实际,以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使我们国家上下一致、协调配合、共同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复兴重任,努力创造最能使个人感到满足的人生价值,齐心描绘中华民族再现辉煌的更好未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从历史选择这一角度着眼,略谈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尤其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作用的一些认识。
二、历史的选择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曲折发展的历史,以其可供探求的客观规律性,有限度地给了人们在必然中取得自由的广阔余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正确运用,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对国际形势和本国国情的精心研究,引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并且规划出更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复兴蓝图。作为一个长期自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爱好者,联系自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身受改革开放之惠的实际,从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科学含义的独到见解、邓小平同志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反复强调、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辟论述中,深感它们之间贯串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鲜明主线。掌握这一主线,自觉地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来指导自己思想言行,以此求得整个国家的团结和谐,共同完成党中央每一阶段的战略部署,实在是使我们国家在冲突迭起、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中巍然屹立、同时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重要环节。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能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中,指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致胜之道;能够审时度势制定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正确战略、策略,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呢?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我们就会体会到: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使他深刻的认识到:“…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52〗,使处于白色政权包围下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推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从而坚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使他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敏锐的觉察到:“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53〗,并且根据敌我形势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制定出防御、相持、反攻的持久战略,使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使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早有防范,并且继续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由弱转强地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成语所作的科学解释,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响导。” 〖54〗,是他对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高度概括,也是他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因为,不论是帝国主义和它们所扶持的军阀,不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不论是蒋介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镇压,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事”,都有着按规律变化发展的“是”,人们只有“求”得对这些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至于他在晚年所犯的灾难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决议明确的指出: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运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55〗,从哲学上进行思考,则是毛泽东同志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以“实事求是”一词科学概括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抛弃了实事求是这面伟大的旗帜,这一事实已在上述的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历史以无情的法则作出了必然的结论,使恢复了实事求是传统的邓小平理论成为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拨乱反正的强大武器,把“实事求是”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应有高度再三强调,适时的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观点以决定性的支持,引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逐步的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恰当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他之所以能够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旗帜,毅然决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上,确认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制定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大力支持试办经济特区的合理建议,并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体现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复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取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剧变的沉痛教训,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实现途径作了新的探索,创造性的指明社会主义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判断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标准: “…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6〗,以及让一部人先富、再求共同富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所有这一切,都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也都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切实运用。江泽民同志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曾经两次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不解放思想,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57〗。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鲜明旗帜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指导下的实践,确实离不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发扬。
  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地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在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等重大方面所发挥的开拓性作用,同时,历史的发展也表明:它的内在的矛盾性,总是使它不断地展现新的情况、产生新的问题,并以此迫使人们去思考、解决新的矛盾,完成新的任务。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实施,形形色色的思潮纷至沓来,工作重心的转移,姓“社”、姓“资”社会性质的长期争论,使很大一部份党员在思想言行上无所适从,党组织的作用在相应一段时间内亦有所削弱,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贫富差距的扩大,失业、下岗人员的增加,党、政职能的分离和各自的转变,法制和道德规范的不够完善使贪污腐化以及违法乱纪现象有了滋生的土壤,伪劣假冒产品的生产屡禁不止,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规范任重道远;加上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霸权主义的抬头等国际风云的变幻,以及信息时代必然出现的新的竞争,这些严峻的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深思顺时势、察国情、体民心、图自强的建党治国良策。江泽民同志把握时代脉膊,总揽全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深入研究事物发展及人类社会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我党历史入手,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及其今后趋向,进一步更具体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提纲挈领的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承先启后的树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时俱进” 的光辉旗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确定了长期的指针。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了切实的运用,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我们要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从总体上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时俱进根本态度,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脉相承,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式简明表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一切变化,总是表现为时间的函数,“时”可以理解为客观事物及其变化的科学概括,“与”则表明了人们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俱进”一方面表明了事物变化发展有可供人们掌握、运用的规律性,另方面则表明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时俱进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实基础,江泽民同志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曾两次提到“与时俱进”,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再三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这次大会上所修改的新党章中更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
  在收集了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近一年半时间共12篇文稿的《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江泽民同志在探讨一系列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卓成有效的运用着唯物辩证基本观点。
  例如,江泽民同志根据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情况,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指明当前的工作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他深刻地指出:“事物总是处在矛盾运动和变化之中的。我们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觉察和研究前进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地在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自已的工作。” 〖58〗“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人民也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 〖59〗, “认识真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60〗,他发人深省地在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共同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二、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三、关于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四、关于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并且示范性地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对这四个问题作了深刻全面的剖析。他还曾不只一次地说明:“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61〗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又如: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学风、作风的同时,反复说明社会现实和党的地位变化使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所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他发人深醒的提出:“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怎样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快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积极思考和努力实践的重要课题,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的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必须坚持,同时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坚持在实践中加强,在加强中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 〖62〗,在党的建设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使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63〗,“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力度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64〗他牢牢把握维系着党的生命的建党纲领,但又紧紧联系当前的实际,谆谆善诱的启发我们:“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要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要有确定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65〗, “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66〗,只有精通唯物辩证基本观点,才能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上述重大问题进行如此精辟的分析。
  再如: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以及人才培养问题,江泽民同志指示我们:“全党同志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67〗,“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68〗,他认为:“对各条战线人才的要求标准,总的都是德才兼备,但‘德’与‘才’都不是抽象的,由于工作战线、事业领域的不同,‘德’与‘才’的要求也都应结合实际加以具体化。” 〖69〗,“选拔干部当然要讲台阶、论资历,必要的台阶和资历是干部积累领导经验所需要的。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千篇一律,应该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 〖70〗,这些论述所包含的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江泽民同志对其他看起来是局部的,但很有可能转化成全局性问题的分析也是应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典范。如关于拒腐倡廉、关于稳定与发展、关于“吃饭”和建设、关于效率与公平、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等等问题,江泽民同志也是依据唯物辩证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浅出、令人信服的透彻分析。粗略统计一下:仅有十万字的《论“三个代表”》一书,较明显的运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不在40处以下,其中的生动事例比比皆是。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大量引述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一方面固然在于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学习,领会贯串其中的精神实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以加深认识,另方面则为了更好的落实凝集了这些理论精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为,只有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内在联系,我们才能通过唯物辩证基本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紧密结合,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当前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发挥的日益巨大的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层次、有步骤地落实到各级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去,使它转化为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质力量。
三、落实的关键
  本文致力于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内在联系,意在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新的思路,确定相应的方法和步骤。因为,唯物辩证哲学思想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对客观世界思想认识的深化逐步形成。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则是这一科学哲学的核心,它能够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的产生和信息社会的形成、发展,日益紧密的同每个社会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思想言行的根本依据。只要我们确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内在联系的存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共产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模范带头下,通过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对思想认识的有效指导,通过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通过它与人民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密切结合,得到更加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真正转化为巨大无比、取之不竭的物质力量。
  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随之而来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也不容回避,只有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全面剖析,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的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更加自觉的维护我们国家的稳定、团结,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当前及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有力地保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那末,为了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前需要用唯物辩证基本观点进行剖析的思想认识问题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 确认识和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有些人因此认为改革开放的实质上就是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更使他们产生中国的出路只能步发达国家后尘的错觉,客观上为各种腐朽思想和阴险图谋对我国的侵蚀敞开了方便之门。针对着这种思想误区,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等四个“…需要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作出正确回答的大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他辩证地指出:“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认识、再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以至挫折。”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但是,自从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世界上出现,并且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尽管形式不断变换,但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它们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71〗,联系我国参加世贸组织的艰难历程、美国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悍然袭击、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恣意歪曲、攻击,以及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历史和现实;看一看霸权主义者在当今世界上为所欲为的蛮横行径、它们控制自然资源、竭力保持高科技领先地位和拉大南北差距的严峻现实;想一想它们宣扬“人权”大于“主权”、美化抽象 “自由”、“民主” 的真实用意,我们就会真正的体会到,亦步亦趋不可能求得中华民族的复兴,仰人鼻息决不是出路。相反,我们应该居安思危,正确处理好开放与自强的辩证关系。
  借鉴我们国家近百年来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懂得,只有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主义才能使我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其他选择都是水月镜花,自欺欺人。我们要对外开放,要虚心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经济、促使社会进步的各种长处,要适应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增加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我们只有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当前现实出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针和价值准则,时刻牢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增辉,上下同心,发奋图强,才能更好的参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取得开放的实惠,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宏愿。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值得自豪的伟大成就。不过,贪污腐败现象对革命队伍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危害;下岗、失业工人的大量存在;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国有企业转制和农村脱贫任务的艰难;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法治与德治的加强和协调等等复杂问题所造成的严峻现实,难免使人迷惘。尽管,江泽民同志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已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有效对策,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十分清醒。但为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速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们在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的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认清:这些问题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产生,也只能在前进过程中用发展的手段逐步解决。而且,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问题总是不断产生的,这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人类在掌握必然中的自由时,总是要不断的进取,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从治标方面看:解决问题要有决心、有力度,从完善法治制度和加强监督机制入手,按照不同的性质、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从治本方面看: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着重发展德、智、体全面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观念和道德素质,尤其要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学习、工作、生活,宣传和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使之成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武器。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和理论界要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要致力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尤其要突破哲学仅限于思维领域的框架,充分发挥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一贯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号召我们:“全党同志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72〗,为了切实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应该在思想上紧紧抓住两个环节:其一,如同物质文明建设有工业农业商业的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内部又有不同专业的分工一样,精神文明建设也有思想体系、知识结构、文学艺术、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等众多领域以及不同领域内的分支,只有将精神文明建设的预定目标按其内在层次分解、落实,统一协调,才能真正的与物质文明建设相适应,充分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巨大作用。其二,经过数十年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我们方才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再求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就难以设想。这就启发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是否也应该让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对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基本原理细加研讨、充分理解,再通过他们和广大党员的示范、传播作用,求得两个文明互相推进的实效呢?
  历史的发展已使人类传统的知识分科互相交融,发挥这些不同学科彼此孤立时难以产生的积极作用,我们再也不能使自己对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老是停留在总体上,而应该使它们两者彼此对应、相互交融,进行具体化、实用化。目前处于萌芽阶段的“企业文化”值得扶持。
  第四、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民族复兴的辩证关系。
  个人利益既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又有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一面,这是人所共和的事实,个人价值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也与此类似,故古人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使我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具体化,它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无法兼容时,要自觉地牺牲个人利益。当今世界情况复杂,变化莫测,中华民族的复兴任重道远,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都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的准则,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个人的最大价值。
  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常以“人权”卫士自居,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力图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则应该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三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又吸取了与社会主义制度对抗的经验教训,财力国力都已增强到相当强大的程度,国家主权也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他们突出“人权”的理念,不过是掩饰他们真实意图的一种手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原因,国家的自主权和生存权尚且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人民的基本权利根本上有赖于国家主权的确立,况且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并不相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仿照发达国家的“人权”和经济发展模式。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演变时都曾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援助”,结果如何,发人深省。新的科技革命使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把挑战转化成机遇,才能完成复兴的历史重任。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昌盛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更加自觉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参与民族复兴的伟业来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我们对此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跨入新世纪后召开的首届盛会,会上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步骤,是唯物辩证基本观点在社会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时代潮流。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真落实,只有唯物辩证基本观点的广泛应用,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的前进,这次大会上提出的阶段性目标才能计日程功,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更加可靠的保证。

 


 


文章作者: admin
发表日期: 2/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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